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决定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问题，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全面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山西省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特作如下决定：
一、加快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能源、原材料、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我省矿产资源相对丰富，但主要矿产新增探明储量的增长远低于开采耗竭速度，且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逐步增加，有些矿产储量已近枯竭；全省人均水资源不足400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值的2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500立方米严重缺水线，目前地下水超采严重，水位下降，漏斗面积扩大，水资源总量仍处于下降趋势；全省人均耕地1.89亩，但质量不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面积减少，后备土地资源明显不足。资源总体供给状况日益严峻，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
（2）近年来，我省围绕经济结构的调整，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动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省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阶段，资源利用水平低，能源消耗高、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全省单位GDP综合能耗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两倍，矿产资源平均回采率仅为44％，煤炭资源回采率平均仅35％左右，乡镇小煤矿回采率更低。大量煤矸石、焦化副产品等二次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三废”回收处理水平较低，排放量已超出全省的环境容量。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单位GDP用水量超出国内先进水平的一倍以上，地表水污染严重。土地利用效率差，建设用地容积率低。更为紧迫的是，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全社会对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仍未引起高度重视。资源管理水平较低，忧患意识、节约意识不强；缺乏全面指导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和推进计划，节能、节材、节水、节地及其综合利用的指标体系、核算体系和激励机制尚未健全；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力度不强，远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需要。随着经济快速增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资源供需矛盾愈趋尖锐，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全面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二、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指导思想、目标和任务
（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逐步建立适合我省省情的、有利于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形成有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4）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制定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分阶段推进计划；建立完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法规规章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指标评价体系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快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力争在较短时期内，使全省单位GDP综合能耗、单位GDP用水量显著下降；矿产资源回采率、资源综合利用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水的重复利用率；建设用地容积率明显提高，环境污染状况明显改善；耕地减少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耕地总量保持基本稳定；全社会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机制逐步形成。
三、严格执行资源规划，切实加强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
（5）编制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中长期专项规划，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规划确定的目标要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结合。在各类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以及城乡规划编制中，要把资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放在重要的位置。
（6）矿产资源开发要统筹规划，实现综合勘查、综合开发、综合利用。严格稀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加强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加强基础性地质勘查，鼓励商业勘查，提高资源保障程度。严格资源勘查开发准入条件，实现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加大现有矿山企业的资源整合，提升矿山装备和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资源的行为，防止过度开发和掠夺式开采，全面实行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
（7）严格遵循水资源综合规划，统筹安排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工业、生态用水。综合利用政策、法律、市场调节等手段，科学管理，优化配置水资源严格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严格实施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节约用水管理制度。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建设替代水源，严格控制地下水的开发利用。
（8）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城乡总体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各行业建设用地，必须服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指标，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和合理利用。坚决遏止乱占耕地现象，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坚持占补平衡，改善耕地质量，确保土地利用水平的稳步提高。
（9）从严控制资源规划的修改和调整，树立规划的权威性、统一性和导向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资源管理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资源总体规划的实施，完善规划体系，严格规划的责任、审查、修编、监督等制度，确保规划制度的执行和实现。
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
（10）要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坚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加快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加大产品、产业结构和资源消费结构调整。通过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形成充分发挥我省资源优势和产业比较优势，具有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特色的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
（11）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提高非资源依赖型产业比重，形成多元化的新型支柱产业。
（12）加快推进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优化和提升传统产业素质，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做大做强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扭转传统产业对资源的高度依赖性，推进传统产业新型化。
（13）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水、土地、环保政策，遏止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产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研究制定我省重点耗能（材、水）行业在环保、能耗、技术度量等方面的准入标准，严格控制新开工煤、焦、铁等高耗能（材、水）项目，引导高耗能（材、水）生产能力的转化；依法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
五、加快科技创新，推进资源节约技术进步
（14）加大以节能、节材、节水为重点的企业技术改造力度，重点支持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改造项目，推动科研机构、企业进行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科技开发，研究解决制约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瓶颈技术。
（15）在矿产资源探、采、选冶、加工及综合利用方面开展技术攻关和创新，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组织研发低品位矿石选冶加工技术，伴生矿产有益组分综合提取技术；推广中小煤矿壁式开采技术、洁净煤技术、煤层气综合利用技术、新型炼焦技术、电厂脱硫技术；推广高效节能锅炉技术、建筑节能技术、绿色照明和高耗能行业能量系统优化技术，不断提高单位资源消耗产出水平，尽快使我省重点耗能（材）行业资源消耗从高增长向低增长、零增长转化。
（16）要积极开发和推广节水技术，充分发挥先进技术对节约用水的重要作用。抓好城市供水管网改造，降低管网漏失率；要从传统的粗放型灌溉农业向高效节水的现代灌溉农业转变，积极推广以渗灌、喷灌、滴灌为主的先进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推进农村小型水源工程建设，推广先进的自动取水管理系统，促进农村生活用水良性循环；以电力、冶金、化工、焦化等高耗水行业为重点，加大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力度，注重发展节水型环保产业，大力发展工业废水“零”排放技术、矿井水资源化技术、中水回用技术和热电空冷技术，减少高耗水行业用水量，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17）推广“三废”综合利用技术。要重视开发推广高炉、焦炉煤气以及煤矸石、粉煤灰的综合利用技术，充分利用逸散的煤气资源和大量堆积的固体废弃物。推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六、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18）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研究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明确对资源生产率、资源消耗降低率、资源回收率、资源循环利用率、废弃物最终处理降低率等主要指标的标准体系。要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耦合，发展煤电铝、煤电化、煤焦化、煤化冶等不同产业的联产结合，实现产业的纵向延伸、横向拓展和就地循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示范园区，推进我省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19）推行清洁生产是实现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制定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提高效益的清洁生产具体规划和措施，推广应用清洁生产先进技术，有效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减污增效。遵循企业自愿审核与国家强制性审核相结合的原则，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定期审核，鼓励支持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生产创建活动。
（20）加大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规范从事回收、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的企业行为，加强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监管。推动废旧家电和电子、机械、包装物等产品的回收和循环利用。禁止占用耕地建砖瓦窑生产粘土砖，严格执行新型墙材专项基金的规定，鼓励生产和使用以固体废弃物为原料的新型建材产品。推广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制度。
（21）树立节约资源的可持续消费观，鼓励使用绿色产品，抵制浪费资源的行为。面向企业、机关、学校、宾馆、社区推广应用先进高效的节能、节水设备和器具，普及应用民用型煤，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倡健康文明，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积极倡导绿色消费。
七、加大政策调控力度，构建资源节约新机制
（22）建立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政策环境和新机制。结合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大对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投资力度。各级财政要建立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专项基金，通过直接投资、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等多种形式，推动共性瓶颈技术和重点技术的研发推广，支持清洁生产示范企业、项目，以及一些具有重大示范意义的节能、节材、节水、代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支持。
（23）落实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符合国家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政策的项目和产品。对符合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目录》的产品实行认定制度。经认定合格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依法享受减免增值税、所得税等优惠政策。经认定合格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在并网费用、电量计划、电力价格、调峰等方面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24）落实国家促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价格和收费政策。结合我省实际，完善阶梯式水价、差别电价等市场价格机制，抑制高耗能（材、水）项目的盲目发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促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价格调控机制。
（25）推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源节约新机制。扩大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范围，把好市场准入关。建立信息发布、强制性标识制度，引导用户和消费者购买节能、节材、节水型产品。完善节能统计指标体系，提高企业节能工作水平。培育发展节能、节水技术服务体系。推行综合资源规划和需求侧管理方法，积极稳妥地推广城镇供热、供气、供水分户计量制度。
八、健全法规标准体系，严格依法行政
（26）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法制建设。要建立和完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法规、标准体系。制定保护稀缺矿产资源、强化建筑节能、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等地方性法规；制定相关行业节能、节材、节水设计标准；建立和完善资源高消耗行业市场准入标准、节能考核指标体系、重点行业取水定额标准和建筑等行业能效设计规范，建立强制性产品能效标识和再利用品标识制度。
（27）要严格依法行政，强化执法监督。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检查，定期组织对严重缺电、缺水地区，特别是煤炭、电力、钢铁、化工、建材、造纸等高耗能（水）行业和企业的监督检查。加强对能效标准、高耗电产品限额标准、建筑节能标准及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约资源规定执行情况的检查。要严格奖惩措施，对成绩突出的企业给予奖励，对问题严重的企业依法查处。
九、加强领导与组织协调，全面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28）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制定落实本决定的实施细则，从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高度，加强对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的领导与组织协调。把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将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指标作为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之一，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强化目标责任制管理。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健全资源节约责任制，加强领导，制定规划，落实措施，扎实推进。
（29）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的监督，加大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力度。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的监督检查，开展对同级人民政府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的评议，推动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的健康发展。
（30）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弘扬先进典型，曝光资源浪费行为，倡导节俭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把节约资源变成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逐步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事关我省长远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福祉。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为全面推进我省能源、原材料、土地等资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侵权死亡赔偿的法律适用探讨
——以被扶养人生活费取消后如何与死亡赔偿金衔接为视角
论文提要：
中国最早确立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是《民法通则》，《民法通则》规定的死亡赔偿范围小、标准低，这种低水平的赔偿不再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按其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所计算出来的死亡赔偿已经远远不能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为了让民事主体得到充分的赔偿，继《民法通则》后出现了不少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分别对侵权死亡赔偿作出了自己的规定，从而使中国的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呈现“百花齐放”的热闹场面。《侵权责任法》在历经四次审议后顺利产生，该法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立起了中国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框架。《侵权责任法》较之《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侵权责任法》取消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从而影响了死亡赔偿金，但该法对此并未作出新的规定。笔者拟从《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竞合冲突问题的适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侵权死亡赔偿的法律适用情况、《侵权责任法》对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影响进行梳理，进而对《侵权责任法》取消被扶养人生活费后的法律适用进行辨析，从而得出《侵权责任法》取消被扶养人生活费后如何与作为侵权死亡赔偿制度核心内容的死亡赔偿金相衔接提出三点个人意见：一、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主体为死者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二、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方法应为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为标准计算20年；三、在司法解释未出台前，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单独计算后加入死亡赔偿金中，在判决主文中只出现死亡赔偿金。全文共9714字。
以下正文：
生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点，不可替代。正因为此，现代社会始终坚守“生命不可剥夺”的底线。 但生命是脆弱的，违法终止生命的事件时有发生。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又必须矫正非正常死亡中的不公，以维系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于是，作为调整社会关系之基本规范的现代法律，不得不担负起这一职责。公法为主、私法为辅是现代法制对死亡赔偿的调整模式。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立起了中国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框架。由于《侵权责任法》在制定机关上先天不足，以致在法律适用中出现与其他法律规范的竞合、冲突问题。诚然这些问题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侵权责任法》造成很大的困惑，但是法律作为一种具有严密逻辑性、体系性和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相结合的规范，其蕴含的法律解释技术为实在法的正确适用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因此，运用法律解释技术可以认定《侵权责任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的为吸收、修改、补充关系。
一、《侵权责任法》实施前侵权死亡赔偿的法律适用情况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我国的侵权死亡赔偿制度没有统一的法律体系，侵权死亡赔偿制度主要是由基本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组成。首先，基本法律仅有《民法通则》作了简单的规定，该法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造成死亡的，并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其次，法律主要有《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如《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再次，行政法规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赔偿暂行规定》等。最后，司法解释在死亡赔偿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侵害……，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该司法解释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死亡赔偿的赔偿范围、标准及计算方法，成为审理人身损害死亡赔偿案件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尽管侵权死亡赔偿本应是一项独立的制度，但这一时期的诸多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体系较为混乱，在侵权死亡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项目及名称、计算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尤其是在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认定方面差异较大。 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02年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启动了《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进程，经过四次审议于2009年获得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意味着中国的侵权死亡赔偿制度有了统一的法律体系，改变了过去中国侵权死亡赔偿制度体系、标准、项目等混乱的局面，同时还意味着我国向制定民法典又迈出重要一步，是合同法、物权法后的另一个重要支柱性法律。
二、《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竞合冲突问题的适用
《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明确侵权责任，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近年来，新类型的侵权案件不断出现，特殊侵权纠纷日益增多，如“毒奶粉事件”、“脆脆楼事件”等安全事故频发，处理这些侵权之诉，就只能依据民法通则以及近40部单行法的相关规定，但这些现行的法律有些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不少规定分散在单行法律中，缺乏对侵权责任的共性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种归责原则并存的立法模式，力图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型侵权类型做出规定，该法采用了一般条款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方式，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全面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侵权责任法》作为侵权责任规定的基本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列举出所有的侵权责任类型以及每类侵权责任从构成要件到免责事由的所有要素。为了维持其“法典化”的形式体例，它只能就一些原则性或一般性事由作出规定，对一些典型的特殊侵权责任类型进行列举，其他则必须依赖《侵权责任法》之外的法律来补充，那么《侵权责任法》与其他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该如何适用？
（一）《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
《侵权责任法》是在《民法通则》等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对《民法通则》等法律的细化、补充和完善，同时也有较大的修改，《侵权责任法》取消了《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的被扶养人必要生活费项目，将其涵括于死亡赔偿金中。那么在适用上何者优先？《侵权责任法》立法的本意，是对以往立法中的侵权责任法规则予以梳理、修改完善和统一，新规则的出台，本应替代《民法通则》中原有的侵权责任法规则。但由于《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基本法，理应在全国人大全会上通过，但现实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而《民法通则》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后者的立法位阶高于前者，因此，并不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由于我国民法典的立法工作尚未最后完成，《民法通则》尚无法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废止，这将为《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带来困难。这一问题，有待有关部门予以明确。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立法法第7条对《民法通则》中的有关条文予以废止。《侵权责任法》提出了“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是以对“其他法律”的“法律”的狭义解释为前提的，即法律应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而不包括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二）《侵权责任法》与涉及死亡赔偿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
侵权法是规范和调整现实生活的法律，但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使立法总是落后于现实生活，我国的侵权立法也是如此。近些年来，人民法院面临着大量增多而且更为复杂的侵权纠纷案件，但是已有法律却不能适应侵权案件审判的需要，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和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订了大量的司法解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在适用上与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的作用甚至比法律更有用。 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众多司法解释中，就包括多个涉及死亡赔偿方面的司法解释，例如《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通过）、《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通过）、《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1992年通过） 的竞合与冲突问题。事实上《侵权责任法》的许多内容就吸收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而这些规定都是经过司法实践证明是正确合理并且可行的。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侵权责任法》与涉及死亡赔偿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新法从立法上规定了全新的内容，此前的司法解释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不再适用。理由之一，是新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只能适用新法；理由之二，是相同的规定只能选择新法的规定适用，再适用过去的司法解释既重复而且通说认为，一概排除适用过去的司法解释的作法是不适当的。 新法颁布之后，过去的相关司法解释并不当然失效，凡不与新法相违背的仍为继续适用，凡与之相违背的部分应当废止或者修改，在审判实务中应当注意对比适用。
既然《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为法条竞合中吸收、修改、补充关系，那么《侵权责任法》的适用根据法学方法论原理进行解释可以得出：就同一事项《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有规定的，被《侵权责任法》吸收修改，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有规定，而《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无规定，属于《侵权责任法》对《民法通则》的补充，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但《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三、《侵权责任法》对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影响
《侵权责任法》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彰显人文关怀。在《侵权责任法》中有关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关键条文就有两个,即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 为此诸多媒体据此报道侵权责任法确立了同命同价的赔偿原则。 该法第十六条明确了死亡赔偿金是赔偿受害人因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第二十二条吸收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独立于死亡赔偿金的经验,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而这两点正是困扰中国侵权死亡赔偿制度20多年的根源,因《侵权责任法》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故可以说基本上搭建起了中国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框架。《侵权责任法》确立起的死亡赔偿制度的框架为： （1）相关财产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丧葬费等；（2）死亡赔偿金；（3）精神损害抚慰金。细看《侵权责任法》构建起的死亡赔偿制度,不难发现被法学界和实务界都接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这一赔偿项目没有了，这看似立法者犯了一个小儿科的错误,但这却正是这部法律的亮点之所在,因为立法者终于摒弃了中国在死亡赔偿金性质问题上摇摆的困惑状态,旗帜鲜明地确定了赔偿义务人对因受害人死亡遭受未来收入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责任，体现了本法“责任法”的特点,即最大程度地保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利益。
（一）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关系
按照“继承丧失说”，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是因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 而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起草者的说明，该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采纳“继承丧失说”，但对赔偿的内容进行了分解，即仍保留过去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而分解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死亡赔偿金”予以赔偿，以此与民法通则现行有关立法相衔接。理由是按照“继承丧失说”，对死亡受害人近亲属的逸失利益按“收入损失”计算，即按代表死者生前综合收入水平中的“年收入”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在计算上被“收入损失”吸收。因此，“收入损失”之外不再重复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但鉴于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中均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为使司法解释与立法保持一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以分解的方法对继承丧失说的“收入损失”赔偿作了技术处理，即将“收入损失”分解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两个部分。 由此可见，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是各自独立的赔偿项目，它们各自的赔偿的对象不同，不能相互替代，侵权责任法应将它们并行规定，而不是相互排斥。 而《侵权责任法》未将被扶养人生活费作为赔偿项目，因此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已涵括了被扶养人生活费。
（二）死亡赔偿金在《侵权责任法》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的异同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的死亡赔偿金与《侵权责任法》中的死亡赔偿金虽然名称、内涵相同，但其外延不同。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方法进行计算，如果受害人是一个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人，所计算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劳动者的总收入。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母，除了劳动者外，还有不能劳动的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个统计上的概念，是通过大量居民家庭实际记账统计来的，其统计流程为：选定记账户，逐月记流水账（包括收入和支出），然后进行全年汇总，再除以家庭人口数得出人均可支配收入。 例如，一家三口，两人工作，每人工资12000元，平均工资为12000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成了12000×2÷3=8000元。这是因为分母多了一个不挣钱的人。从上述举例可以看出，在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时候，分母中包括了被扶养人。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观察，其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应属于对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收入”减少的损失赔偿，所以，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所得的死亡赔偿金，并不完全是《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概念。若以这种计算方式所得的死亡赔偿金，直接适用于《侵权责任法》，不再赔偿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这个项目，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确立的赔偿项目规定的本意。故，《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外延大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外延。
四、《侵权责任法》取消被扶养人生活费后的法律适用辨析
侵权事故导致受害人提前死亡，而使这部分应得利益逸失，对此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侵权责任法》所构建的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取消了被扶养人生活费作为赔偿项目，而在正式实施的前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第四条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彻底取消，以及取消后如何与死亡赔偿金相衔接问题的规定，可谓模棱两可，十分不明确。从而使得司法实务中的法官和律师无所适从，导致在审判实务中出现了不同的做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那么《侵权责任法》取消被扶养人生活费后，该如何适用《侵权责任法》，笔者在此提出几点自己的观点。
（一）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人
侵权死亡赔偿之所以具有民法上的意义，是在于与死亡有特别密切关系者遭受了财产和非财产损失。 《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主体界定为死者近亲属，但对于何谓死者的“近亲属”没有明确，只是规定了近亲属为请求权人，而没有规定顺位问题。根据《民通意见》的规定，近亲属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主体原则上为受害人的法定继承人。 但由于依据该解释的规定被扶养人具有独立的请求权，故对于被扶养人的权利并不会因死亡赔偿金请求权人怠于行使权利而得不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