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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


关于印发《关于人事系统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5〕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副省级市人事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切实加强政府人事部门作风建设，增强人事工作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人民群众对人事工作的监督，我们制定了《关于人事系统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人事部

　　　　　　　　　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关于人事系统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

　　人事系统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是加强政府人事部门能力建设、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密切政府人事部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改进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近年来，人事系统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从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入手，逐步推行政务公开，自觉接受监督，取得了很大成效，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要求，结合政府人事部门的实际，现就人事系统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人事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人事系统推行政务公开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规范办事程序，加强人事监督，提高政府人事部门的行政效能，加快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人事行政管理体制。人事系统推行政务公开要坚持严格依法、全面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要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对应该公开的各类人事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采用方便、快捷的方式及时公开。人事系统推行政务公开的工作目标是，逐步建立内容完善、形式多样、程序规范、机制健全的政务公开制度，使政务公开成为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要通过推行政务公开，进一步转变职能，改进工作作风，提高人事工作透明度，密切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人事行政权力运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加有效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合理确定人事政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形式各级政府人事部门要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一是要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凡是行使人事行政权力办理的各类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都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范围和时限，向社会或者一定范围的服务对象公开。二是要将本单位机构设置、职责范围和联系方式以及国家和地方有关人事人才的政策法规向社会公布，将行政许可以及其他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部门、内容、依据、条件、程序、时限和办理结果予以公开。三是在公务员考试录用、竞争上岗、表彰奖励、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专家选拔、流动调配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人事任免、工资福利与离退休、军官转业安置以及人员计划等工作中，各级政府人事部门要围绕决策、执行、监督的工作程序、方法和结果等事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不断拓展政务公开的内容。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编制本单位政务公开内容的详细目录，区分不同情况向社会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公开。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人事政务公开一般要按照提出、审核、公开和反馈的程序办理。各地可结合实际，明确政务公开审核机构、权限和时限，并按照有关程序进行审批。重大事项向社会或者在一定范围公布后，要通过适当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改进，并再次公布整改结果。在政务公开的形式上，要不断总结经验，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做到因地制宜、规范有序、灵活多样、节约成本、方便群众。人事政务公开的形式主要包括：--通过政府公报、政务公开栏、公开办事指南、电子查询系统等形式公开人事政务； --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作用；--通过社会公示、听证和专家咨询论证等形式，公开人事决策的过程和结果；--有条件的地市以上人事部门应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充分利用人事信息技术手段，逐步扩大网上人事服务项目和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地方政府的综合服务中心或者建立人事服务大厅，实行窗口办公，开展"一站式"服务。

　　三、不断完善人事政务公开的基本制度各级政府人事部门要大力加强政务公开制度建设，严格按制度办事，逐步实现政务公开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保障政务公开规范运行。人事政务公开的制度主要包括：（一）预先审查制度。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决定事项，都要把能否公开、怎样公开、在什么范围公开等，作为审查内容。通过预先审查，严格控制不公开事项的范围，准确把握人事政务公开的内容、范围、形式和时限等。（二）主动公开制度。人事人才工作中应当让社会公众或者服务对象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事项，要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对于不能公开或者暂时不宜公开的事项，承办部门必须说明理由，并报上级人事主管部门备案。如果公开事项变更、撤销或者终止，要及时公布并作出说明。（三）依申请公开制度。对于只涉及部分人和事、不必向全社会公布的事项，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向申请人公开。要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确定依申请公开的事项、公开对象和范围，明确受理申请的部门、方式和程序等，在规定时限内做出是否公开的答复。确实不能公开的，要及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四）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发布人事政务信息，解释重大决策，并就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问题作出回答。（五）评议考核制度。加强人事系统行风建设，自觉把政务公开纳入人事部门行风评议的范围，在政务公开的内容、程序、时限、制度等方面，接受人民群众的评议。要把政务公开工作作为机关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制定具体考核办法，明确考核标准，定期考评检查。（六）责任追究制度。要在人事政务公开的各个工作环节明确各单位的职责。对工作不力、搞形式主义的，要严肃批评，限期整改；对弄虚作假、侵犯群众民主权利、损害群众合法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四、切实加强对人事政务公开的组织领导各级政府人事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统筹规划，精心组织。要将政务公开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对工作的规划和指导，及时研究解决重要问题。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的领导机构，促进形成党组统一领导、各部门各负其责、纪检监察部门督促检查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把政务公开工作与其他各项人事人才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要制定完善各项政务公开工作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政务公开的规范运行。加强人员培训，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精通业务、爱岗敬业的队伍。加强人事政务公开的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群众团体、新闻媒体以及监察部门的监督，通过建立举报投诉制度、聘请特邀监督员、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走访等方式，听取服务对象对人事政务公开的反映，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人事部要加强与地方政府人事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总结和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提高人事系统政务公开工作水平。


　　摘要: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主要体现在立法步伐明显落后、法律内容保守欠缺以及法律体系不够融贯。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弥补。


　　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从中归纳出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进行现实的法律构建与制度完善，以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在此意义上，分析并研判立法的缺憾与不足，并依据科学立法的理念与原则完善现行的立法与制度，无疑应当是法学研究的一个内含之义。当代生命法学研究就内含了这样的要求。当前，伴随着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越发关注，生命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凸显了出来。研究当前我国生命法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完善策略，以更好地适应人们生命健康及生命尊严保障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代生命法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生命立法的现状

　　生命法就是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作为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生命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使命在于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和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我国生命法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障的立法规定。但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立法则是自晚清和民国时期才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法统的废止则使得生命立法一切从零开始，在经历了“文革”对法制的严重破坏之后，我国生命立法自20世纪80年代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起步。自改革开放以来，以1982年宪法有关“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为指针，我国先后制定了数百件生命法律法规与规章，而地方生命立法也开始起步，其范围广泛辐射至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母婴保健、传染病防治、职业病防护、环境卫生、基因工程、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尸体解剖、殡葬、国境卫生检疫、食品卫生、医疗监督、药事管理、化妆品管理、体育保健、精神卫生及动物实验等众多领域。例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献血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尸体解剖规则》、《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及《宁波市献血条例》等在内的数量繁多的生命/生物法律、法规与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生命法不仅包含了以上生命健康保障专项立法，而且也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诉讼法与国际法以及社会组织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众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2]以及众多的生命健康保障标准和操作规程 [3]与伦理指导规范 [4],甚至还包括一些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5].这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对于保障人们生命健康以及生命尊严的关注和重视。

　　二、我国生命法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这些缺憾与不足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保障法治化的步伐以及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总体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主要显现出了以下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立法步伐明显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一直遵循救济性立法思路，在立法目的上强调事后救济而轻事前防范，主张采取积极、谨慎的方式，严肃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不成熟或没有把握的，不勉强制定。 [6]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下，我国各部门法的建设均显现出了很强的滞后性，生命法也在其中。在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立法步伐落后于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法律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立法则是立法者应因社会需要创制和修改法律的活动。为此，立法应当以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来适应社会需要为己任，应当保持对社会发展的高度敏感性，尽量使法律的创制或修改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但在我国生命立法领域，立法的步伐不仅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甚至很多情况下都远远落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以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为例，尽管我国第一例器官移植自20世纪60年代即已出现，且到21世纪时无论在移植数字、开展移植的单位以及移植效果等方面都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却一直到2006年才出台。 [7]立法上的这种落后不仅直接导致了诸如1998年的“窃取角膜案”、2006年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行唐事件”等案件以及大量涉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事案件发生，给司法操作带来了严重的困惑与混乱，而且也使得相关技术迟迟得不到有力、有效的规范，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而实际上，生命立法在我国立法建设方面的落后显然并不及于器官移植这一个领域，基因科技的立法规范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了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经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 [8]而在辅助生殖方面，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掌握了人工授精及胚胎冷冻等技术，而相关的法律问题亦已随之出现。1983年，湖南医科大学首次用冷冻人类精液成功地进行了人工授精，婴儿顺利诞生；1986年，青岛医科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人类精子库。但我国在有关这一方面的立法却迟迟没有什么进展，直到2001年2月，卫生部才制定和发布了《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部规章，使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及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这两部立法的到来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相比，无疑已经迟到了近20年。 [9]不仅如此，在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而医学临床需求不断变化以致现有规章已难以适应技术进一步发展需要的背景下，我国迄今未对现行规章进行修改，以致面对各种代孕现象在各地的嚣张，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无法有效应对。此外，在脑死亡判定标准、人体医学实验、医学美容整形（如在断骨增高、换脸等方面）、药害救济、罕用药保障、手术戒毒、骨髓捐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化引导与规范等方面，相关的法律需求已经出现，甚至部分负面问题也已经层出不穷，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立法却始终都处于空位或滞后的状态之中，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性显而易见。

　　2.立法步伐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生命立法步伐不仅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步伐也明显落后。这一点，无论是从生命立法的起步上，还是从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步伐上，我们都不难看出其端倪。

　　首先，从生命立法的起步来看，我国生命立法的起步是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如，英国早在1601年便制定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资产阶级生命立法，其影响最为久远，多达300余年；1848年，英国又制定了《卫生法》，1859年公布了《药品食品法》，1878年颁布了《全国检疫法》，以后又逐步制定了《助产士法》、《妇婴保健法》、《精神缺陷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卫生和安全法》等。日本从1874年开始建立了医事制度，制定了《医务工作条例》，1925年颁布了《药剂师法》，1933年颁布了《医师法》、《诊所管理规则》，1942年制定《国民医疗法》，1948年制定了《药事法》、《医疗法》等。而美国纽约市早于1866年就通过了《都会保健法》，1902年又制定了有关生物制品的法规，1906年颁布了《纯净食品与药物法》，1914年制定了《联邦麻醉剂法令》等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命立法更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国家都进一步加强了本国的生命立法，使得生命立法成为一个涉及医学卫生管理、临床医疗、食品卫生、精神卫生以及器官移植等多个领域的部门法。

　　其次，就多数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而言，我国也远较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以基因方面的立法为例，美国早于1976年6月就已经颁布了《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有关重组DNA技术进行了严格管理，并到1983年时已对该准则进行了5次修改，其对DNA分子研究的规制也早已相对成熟和理性；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也都比较早地制定了类似的法规；而在我国，尽管早于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了有关DNA技术方面的研究，但是，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使我国有关DNA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最终有了法律的规制。从这里，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在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医学美容整形、克隆技术限制以及人体实验、反虐待动物、自杀防范、罕用药供应保障以及在医师执业、药物管理等各个领域，我国生命立法的步伐都显现出了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落后的态势。 [10]这种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尽管看似谨慎，有利于更理性地应对生命科技的发展与人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需要，但实际上却使我国现存的许多生命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调整，遗留了大量社会负面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最终完善。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社会领域的立法却还极为薄弱而急需强化的情势下，作为社会法重要分支的生命法显然应当加快其立法步伐。

　　（二）法律内容保守欠缺

　　1.法律内容过于保守。预见性是生命法本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由生命法所担当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使命所决定的。然而在我国，由于受立法指导思想之束缚，生命法不仅没有表现出应当具有的预见性，反而显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例。该《条例》是在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相当发达而相关的医疗临床操作也已频繁进行的情况下历经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生命法学工作者千呼万唤才得以出台的一部重要立法，尽管相比于我国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而言已属姗姗来迟，但其最终的出台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领域无法可依的窘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例对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和采集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任何规定。实际上，脑死亡是进行器官移植立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不论对脑死亡采取何种态度，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 [11]不仅如此，该条例对可供捐献的人体器官的类目以及活体捐献者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制效果。 [12]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生命法中也都普遍存在。 [13]这些问题的大量存在不但令我国生命法所理应具有的预见性没有被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且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保守性，使我国生命法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很大抑制。

　　我国生命立法内容的保守性还突出体现在其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刑事规范不足及民事应对疏漏上。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对某些可能产生巨大负面效应的生命科学技术的潜在危害性加以刑事防范，也没有对相关生命活动所涉及的民事法律现象作出救济性应对。表现在具体制度上：我国《刑法》中还没有设立非法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出卖和购买人体器官，出租器官，制作、发送及刊登人体器官买卖资料以及代孕、强制供精、人体实验、死亡判定操作等方面的犯罪。 [14]而我国民法也还没有明确宣示人体器官买卖、代孕等严重违反生命伦理行为的非法性以及相关协议的无效性， [15]亦未对胚胎、尸体、人体器官、骨骼、生殖细胞等“人格体”的特殊保护提供针对性的民事制度， [16]也未对生命科技活动的民事归责和救济作出有针对性的专门规定。而这种刑事防范制度的欠缺以及民事应对制度的疏漏，不仅使得我国生命立法难以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且极不利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17]

　　2.法律内容存在明显欠缺。除了内容上的保守之外，我国生命立法还存在制度设计上的明显欠缺。最为突出的就在于激励性措施的不足。生命法是以保障人们生命健康和维系人类生命尊严为基本目标的，为此，生命立法过程中必须针对各种侵害人们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行为设置相应的防范制度，甚至可以动用刑罚这一强制性手段。但另一方面，生命法对生命健康的保障与生命尊严的维系又不仅仅体现在通过防范性制度来提供保障和救济上，还在于通过激励性规则倡导和鼓励人们关爱他人生命、呵护亲人健康，使人们都能尽可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为此，生命法需要倡导人们为救助他人生命而捐献血液、器官或骨髓，为医学科学发展而捐献遗体或积极参与人体医药实验，为解决不孕不育者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而捐献精卵……而这一切显然都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和激励，需要法律采取各种可能的激励性方法。从法理上来说，“激励性调整方法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符合人有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特点，有助于法律的实现。……激励调整方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引导法律关系主体主动、积极地履行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 [18].

　　在生命法中，激励性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权利激励，即通过设置权利并为这些权利提供有利的制度支撑来进行激励。如我国《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对公民捐献器官权利保障的规定 [19]以及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支持捐献的规定。 [20]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公民捐献自主权、撤销权的规定与保障等等。其二是义务激励，即通过在立法中为相关义务主体设置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其由于从事高层次的生命伦理道德行为而蒙受损失，保护人们从事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的勇气。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在权利保障方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规则和制度，无论是在全国性的《献血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中，还是在地方性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或《江苏省献血条例》等法规或规章里，几乎都明确见有鼓励器官捐献、遗体捐献或血液捐献等的规定。然而，在义务激励方面，现行立法却并没有做好足够有效的制度预案，对于在献血、献器官、献骨髓、捐精等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捐献者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相关政府部门负有赔偿或补偿等救助义务。这样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捐献自己器官、血液或骨髓、精卵等人在由于捐献而招致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时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出现“好心没好报”的结果。 [21]

　　（三）法律体系不够融贯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不是独立运作的，都需要其他立法来加以配合”. [22]民法如此，刑法如此，生命法更是如此。生命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鲜明的综合性。为了调整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复合型、综合性的社会关系，生命法需要综合运用民法、刑法、行政法跨学科手段乃至法律之外的伦理、技术、教育等手段，对人类相关的生命活动加以恰当的引导和规范。这客观上要求生命法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从法理上来说，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命法只有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性的指引和明晰的行为范式。而所谓生命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求生命立法活动所创制的生命法律法规在体系上、在内在逻辑上严密一致，在内容上统一和谐，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关系上也应协调一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表现。” [23]

　　然而就我国目前生命立法的情形来看，形成这样一个体系的目标显然还远未实现，因为现有的生命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矛盾与冲突。例如，现行生命科技法中已经将某些滥用生命科学技术的行为确立为犯罪并规定对这类犯罪可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刑法却并没有规定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2条就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二）实施代孕技术的；（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然而，由于现行刑法并没有设置辅助生殖犯罪，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纸具文。而类似情况在我国生命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立法方面非常多见。这势必会使得以上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生命法所显现出的缺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法治建设的完善，并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乃至政府目前正在极力推动的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埋设了隐患。由于生命立法步伐落后、制度保守以及体系不完善所引发的各类现实负面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