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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诉讼案件的涉毒案件辩护中，辩护律师经常遇到涉嫌毒品犯罪和由毒瘾发作引起的各种刑事案件。经常会遇到大量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戒毒期间，向公安机关所做的犯罪供述和犯罪证言。如何看待这种在戒毒期间所做的犯罪供述和犯罪证言的法律效力，已经引起国内刑事法律界同仁的严重关注和分歧，具体观点也比较对立。
一、我为什会注意到吸毒者在吸食毒品戒断期间的“毒瘾供述”和“毒瘾证言”问题。
我是专门做刑事案件被告人辩护工作的律师，仅做毒品案件被告人的辩护工作，就已经做过六十多起案件的辩护工作。本来我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戒毒期间，向公安机关所做的“毒瘾供述”和“毒瘾证言”问题，也是持不质疑的态度。但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断听到数十位有关吸毒的被告人向我陈述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理由后，也渐渐使我对此问题也产生了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当时并未立即转化为寻求该问题形成的原因、答案及解决对策的行动。
促成我最后着手进行此项调研工作的是在2010年的一次辩护经历。此次辩护的被告人是一名工人，工龄已有二十年了。此案他是因运输毒品数十克而被拘留逮捕的，家属委托我时明确告诉我，他们认为此案应是持有毒品罪，要求我在辩护中争取为他调整罪名。但是，到了到了检察院起诉阶段后，我在查阅该犯的案卷时发现，该犯已经在其一份犯罪供述中，曾承认他所运输的毒品除自己吸食大部分外，其余小部分有人要的话就卖给他们。这是典型的以贩养吸的行为，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要按照全部数量定贩卖毒品罪，由于在运输途中被抓获的，也可认定为运输毒品罪。所以，最后我也没有完成家属调整罪名的要求，该犯仍被判决认定为构成运输毒品罪。
在一审判决下达之后，我又一次来到看守所征询其是否上诉的意见，并详细告知了其所定罪名的原因和事实、法律依据后。他回答他在被抓获后一直是供认自己运输的毒品是自己买来自己吸食的。有关以贩养吸的这次供述，是在自己戒断毒瘾最难受的时候所做的，当时自己是整天头晕沉沉、恶心、腰背和全身关节疼痛、还不停的出冷汗、情绪极端烦躁、晚上还睡不着觉，骨头缝里不停地像针扎一样疼痛。在这样的情况下，审讯的还整天提我审问，我当时烦躁的只想把头往墙上撞，我确实记不清我当时说了什么，也记不清签了什么。事已至此，我什么也不说了，我认命，我不上诉了。
此时的我在听他说的这番话时，仔细观察了他的神态，他已经戒除了毒瘾，比我在侦察阶段会见他时还胖了一些，说话时精神正常，态度镇定，不像是说谎话的样子。可是我作为一个律师，却无法为他争取到减轻刑罚的过重处罚，我感到很羞愧。此后就开始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终于有了下面的结果。
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戒毒期间必须经历的“戒毒反应”，属于精神病症状的一种表现。
根据国内精神病医学和法医学资料显示，吸毒者在吸食毒品后必然引起的各种精神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吸毒后由于毒品所含各种化学成份的刺激所引起的各种精神病症状；第二类是吸毒者戒断毒品后出现的各种“戒断综合征”；第三类是长期吸毒引起的各种精神病症状（不论该吸毒者是否已经戒断毒品）。
而本文所研究的课题是第二类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戒断毒品后出现的各种“戒断综合征”，以及在各种“戒断综合征”显现期间，向公安机关所做的犯罪供述和犯罪证言，在证据的法律效力上确实和存在的问题。
由吸食毒品产生的各种“戒断综合征”，早已被2000年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在精神疾病分类标准的第二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中规定为第九个病名，就是：10．9其他或待分类的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Mentaldisordersduetootherpsychoactivesubstances,orunspecifide[F19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在该类标准的诊断标准规定中，“戒断综合征”的名称为10.X4戒断综合征”Withdrawalsyndrome [F1x.3]。
根据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 的诊断标准显示, “戒断综合征”的概念是：因停用或减少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综合征，由此引起精神症状、躯体症状，或社会功能受损。症状与病程与停用前所使用的物质种类和剂量有关。
在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诊断标准中，有关该“戒断综合征”的[症状标准]的规定是：“1因停用或减少所用物质，至少有下列3项精神症状： ⑴意识障碍；⑵注意不集中； ⑶内感性不适； ⑷幻觉或错觉； ⑸妄想；⑹记忆减退；⑺判断力减退；⑻情绪改变，如坐立不安、焦虑、抑郁、易激惹、情感脆弱； ⑼精神运动性兴奋或抑制； ⑽不能忍受挫折或打击；⑾睡眠障碍，如失眠；⑿人格改变。
2因停用或减少所用物质，至少有下列2项躯体症状或体征：
⑴寒颤、体温升高； ⑵出汗、心率过速或过缓； ⑶手颤加重；⑷流泪、流涕、打哈欠；⑸瞳孔放大或缩小； ⑹全身疼痛；⑺恶心、呕吐、厌食，或食欲增加； ⑻腹痛、腹泻； ⑼粗大震颤或抽搐。
[严重标准]症状用严重程度与所用物质和剂量有关，再次使用可缓解症状。”
从以上2000年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明文规定可知，戒断综合征是指在反复的、长时间和高剂量的使用某种物质后绝对或相对戒断时出现的一组不同的表现、不同程度的躯体和精神症状。是国家明文颁布的国家医学和法医学强制性的国家自然科学的标准。因此，各种吸食毒品引起的“戒断综合征”属于精神病的范畴。
什么是国家自然科学的标准呢？就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持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人民生活等秩序，而颁布的一系列有关自然科学的强制标准。如度量衡制度、历法、行业制造标准等（而2000年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就是我国精神病的病名和诊断的国家标准），他是一个国家和整个经济社会运转的基础，也是整个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不服从，否则将造成天下大乱。
三、“毒瘾供述”、“毒瘾证言”的不确定性。
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自然将无法得到毒品，更无法进行吸食，因此在这个戒毒期间其精神上必然出现各种吸食毒品引起的“戒断综合征”的症状。这种由各种吸食毒品引起的“戒断综合征”的症状，根据以上国家于2000年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规定和和描述，自然属于精神病的范畴。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这期间，其向公安机关所做的犯罪供述和犯罪证言，也必然属于吸食毒品戒断期间的“毒瘾供述”和“毒瘾证言”。
具体来说，“毒瘾供述”的概念就是：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由于戒毒期间其精神上必然出现各种吸食毒品引起的“戒断综合征”的症状期间，所做的对自己所参与的具体的犯罪活动的有罪供述。因其供述的时间在毒瘾戒断期间形成的，所以也称为“毒瘾供述”。
同样，“毒瘾证言” 的概念就是：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由于戒毒期间其精神上必然出现各种吸食毒品引起的“戒断综合征”的症状期间，所做的自己所知道其他人所参与的具体犯罪活动的犯罪证言。因其证言的时间在毒瘾戒断期间形成的，所以也称为“毒瘾证言”。
由于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其在这个戒毒期间的精神上必然出现各种吸食毒品引起的“戒断综合征”的精神病症状。因此，就必然使此期间公安机关所取得的“毒瘾供述”和
“毒瘾证言”，必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因为谁也不能够证明在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出现以下身体状况：“意识障碍；注意不集中；内感性不适；幻觉或错觉；妄想；记忆减退；判断力减退；情绪改变，如坐立不安、焦虑、抑郁、易激
惹、情感脆弱；精神运动性兴奋或抑制；不能忍受挫折或打击；睡眠障碍，如失眠；寒颤、体温升高；出汗、心率过速或过缓；手颤加重；流泪、流涕、打哈欠；瞳孔放大或缩小；全身疼痛；恶心、呕吐、厌食，或食欲增加；腹痛、腹泻；粗大震颤或抽搐；人格改变”后，其精神状况还是完全正常的，其犯罪供述还是完全真实可靠的。
因此，由于以上原因，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其在这个戒毒期间的精神上必然出现各种吸食毒品引起的“戒断综合征”的精神病症状。因此，就必然使此期间公安机关所取得的
“毒瘾供述”和“毒瘾证言”，必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并且由于“毒瘾供述”和“毒瘾证言”，必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从而使该“毒瘾供述”和“毒瘾证言”，必然达不到刑事证据的唯一性、排他性的要求和原则，必然不能够满足刑事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律原则要求。
四、如何处置“毒瘾供述”、“毒瘾证言”的不确定性。
任何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都会知道，在有关毒品等类别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以前、现在和将来，必然还会也必将继续不断出现大量的“毒瘾供述”、“毒瘾证言”，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如何认定和解决“毒瘾供述”、“毒瘾证言”的不确定性问题，却是我国司法界的一个难题。在此，本人有以下两点意见供参考。
1、对于死刑案件中的“毒瘾供述”、“毒瘾证言”，如果其证言内容与该案的物证、书证以及该案不吸毒人员的供述和证词等证据相吻合的，可以认定该部分的“毒瘾供述”、“毒瘾证言”的内容有效。如果没有能够与“毒瘾供述”、“毒瘾证言”的内容相吻合的物证、书证以及该案不吸毒人员的供述和证词等证据的话，对此“毒瘾供述”、“毒瘾证言”就要慎重对待。最起码要做到，依据这些具有不确定性“毒瘾供述”、“毒瘾证言”认定犯罪事实后，对其供述人或被证明的被告人，不能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刑罚。
2、在一般不判决死刑的案件中的 “毒瘾供述”、“毒瘾证言”， 如果其证言内容与该案的物证、书证以及该案不吸毒人员的供述和证词等证据相吻合的，可以认定该部分的“毒瘾供述”、“毒瘾证言”的内容有效并予以认定。
如果没有能够与“毒瘾供述”、“毒瘾证言”的内容相吻合的物证、书证以及该案不吸毒人员的供述和证词等证据的话，对此“毒瘾供述”、“毒瘾证言”就要慎重对待。最起码要做到，对依据这些具有不确定性“毒瘾供述”、“毒瘾证言”来认定该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或犯罪性质、罪名的，应依据该吸毒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毒瘾戒断后的有罪供述来确定罪名和量刑。

张长海律师供职于陕西力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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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日


当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增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李昭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呈逐步上升趋势。据统计：我院2006年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25人，占犯罪总人数的5%；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26人，占犯罪总人数的5.2%；2008年受理此类案件37人，占犯罪总人数的6.1%。犯罪总量和比重均较大，社会危害严重，不利于打击和惩治侵财犯罪，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为此我们进行了专门调查分析，并结合检察职能提出对策建议。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频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一）助长犯罪分子气焰，对侵财犯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许某等人系列盗窃案为例，许某、于某某、李某等11人自2007年5至12月期间，先后在绵阳、遂宁、三台等地连续作案60余起，盗得摩托车、助力车122辆， 分别以100元至1000元的价格卖予他人，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犯罪分子触犯刑律，除受利益驱动外，还因有专门销售渠道、有专人负责销售，且“价廉物美”，很“抢手”，常“供不应求”，“市场前景”大，所盗赃物不愁销路，让犯罪分子没有后顾之忧，敢于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二）制造不稳定因素，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还常诱发破坏电力设备、公用电信设施等犯罪。以苏某某案为例，苏某某等8人先后在三台县柳池、观桥等地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电信、移动、联通等公司基站的变压器20余次，盗窃电力公司变压器10余次，盗窃村社或单位抽水站、抽水房变压器线及电动机10余次，共作案50余起，后赃物由陈德虎等人转移、销售给废旧收购店，直接经济损失19余万元。造成电信、移动等公司部分线路中断，部分乡村、工厂供电、供水中断的后果，怨声载道。

　　（三）增大打击犯罪难度，妨碍司法机关职能的发挥。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得到的财物更是至关重要的物证，对其正确定罪量刑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增加了打击犯罪的难度。仍以许某等系列盗窃案为例，破案后被盗窃的122辆赃车仅追回20余辆，其余车辆不知所踪，购赃人无从查找，增加了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难度，直接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损害“三农”切身利益，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本地来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犯罪对象，一般为五类：一是摩托车、助力车等机动车辆；二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三是通讯电缆、电线等设施组件；四是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五是农村的耕牛、生猪等家畜。本地作为农业大县、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和生猪生产大县，耕牛、生猪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产增收、维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如朱某某一案，谢某某、李某某等人先后在三台县芦溪、金石等地盗窃作案10余次，盗得耕牛23头，并由朱某某等人窝藏、转移至成都等地销售，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活动，社会影响恶劣。

　　（五）阻碍正常二手商品交易，扰乱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商品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商品流通和交换，而在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二手商品的交易，不但推动了产品流通和技术升级，也节约了资源，避免了浪费。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增多，给正常的二手商品交易制造了麻烦，冲击了民商事活动所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让有真实二手商品需求的人们因害怕买到“贼货”而不敢、不愿交易，一方面制约了二手商品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仅按市场价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价格倾销的“贼货”，也扰乱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最终将伤害到消费者自身利益。

　　二、对策建议

　　（一）加重犯罪成本，以矫正“贪小便宜”念头为核心，从源头和思想上遏制犯罪。从实践看来，掩饰、隐瞒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并不主要是想阻碍司法机关追缴赃物和影响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秩序，而是想通过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谋取金钱利益。比如通过窝藏、转移赃物获得好处费；通过代为销售赚取差价；通过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贼货”变相获得利益。针对这一特点司法机关应“对症下药”，加重金钱利益、物质利益的惩罚力度。使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充分衡量犯罪成本，考虑“值不值得”触犯刑律。检察机关针对该类案件应提出较高数额罚金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分子认识到该行为构成犯罪，不但赃物被没收，还会处以比实物价值高的罚金，使其感到“不划算”，犯罪成本大，从而达到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加大打击力度，正确认识宽严相济政策精神，实现区别对待。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实践中的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一般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人身危害性小、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却没有全面认识到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如得不到有效控制会滋生新的犯罪和矛盾。应当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对有主动提出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赃物、多人多次、社会影响恶劣等情节的要坚决起诉并提出从严量刑建议，防止惩治力度不够，放任犯罪。对于有购赃自用、赃物价值不大、初犯、偶犯等情节的，应从宽处理。对作不起诉处理的要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矫正其错误思想，并通过社区的形式进行法制教育，达到个别预防和普遍教育的目的。

　　（三）加紧法制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犯罪、远离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据调查发现，大多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并认为自己没有参与盗窃、抢劫等犯罪，赃物是不是他人通过违法犯罪所取得的与自己无关。针对这一情形，应广泛法制宣传活动，一是对此类犯罪尽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开开庭审理并有针对性的发表公诉意见，全面阐述其社会危害性，起到教育被告人和旁听群众的作用；二是结合实际深入案件多发地区的乡村、社区、学校进行普法宣传，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三是结合有新闻价值的相关案例，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新闻稿件。

　　（四）加强专项整治，以规范二手市场、典当行、废旧收购站经营为重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结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销赃的特点，司法机关应主动配合工商、税务等部门对此类犯罪多发场所进行专项整治，加强治安管理，严厉打击查处销售赃物活动，对销售、代为销售可疑物品、赃物的，及时处理，避免形成恶性循环。


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李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