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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条“质次价高”、“滥收费用”及“违法所得”认定问题的答复

工商公字[1999]第313号

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违背用户意愿收取的费用是否属于滥收费用的请示》（鄂工商字[1999]第189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质次价高”、“滥收费用”和“违法所提”是密切相关的三个法律概念。“质次价高商品”是指被指定的经营者所销售的商品属于不合格商品，或者质量与价格明显不符号合格商品，即商品虽然合格，但其价格明显高于同类商品的中等市场价格。“滥收费用”是指超出正常的收费而超过规定标准收取费用，或者不应当收费而收取费用。“违法所得”是指被指定的经营者通过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所获取的非法收益，主要包括下列情况：（1）销售不合格商品的销售收入；（2）超出同类商品的通常市场价格销售商品而多获取的销售收入；（3）应当收费而超过规定标准收费所多收取的费用；（4）不应当收费而收取的费用。

　　二、《扫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条规定的“质次价高”、“滥收费用”和“违法所得”，其含义与该法第二十三条的相应规定相同。

　　三、邮电、铁路等公用企业滥用独占地位，强制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电话机代维服务、货物保价运输服务或者保险等按照国家规定应由用户自愿选择的服务项目的，构成《报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限制竞争行为，其自身或者其他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故此强制收取电话机代维费、保价运输费或者保险费等费用的，属于不应当收费而收取费用的滥收费用行为，其收取的相应费用为违法所得，应当按照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予以没收。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


监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基本职能是行使专政的职能，同时具有监禁、惩罚和改造的职能。监狱凸现的惩罚和报复色彩，我们可以从监狱的历史文化层面上得到解读和诠释。人类在创立监狱之初，监狱所体现的是黑暗?残酷的文化内涵。因此，那时的监狱所体现和代表的是报复主义和重刑主义的思想。到了封建社会，监狱仍然是黑暗的代名词，但刑罚的方式已经有了改进，由生命刑演进为身体刑，但思想根基仍然脱离不了报复主义和重刑主义的色彩。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人类现代思想的启蒙，使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一味单纯的报复犯人是无济于事的，惩罚犯罪是不得已的恶，只是以小恶去遏制大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在世界范围内，首先最早从西方发起了刑罚的改革运动，改革运动的不断深入使监狱的刑罚模式、矫正模式、教育改造模式等先后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监狱法制制度建设和罪犯的改造工作，并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和法治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一直以来，我国政府从监狱的刑罚制度上就保障了对罪犯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着重于对罪犯的改造，通过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系统的思想文化，技术教育，使其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从而能够顺利回归社会。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但是，由于历史的渊源，由于传统和习惯，时至今日，在我国重刑主义、单纯惩罚主义，仍然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市场，人们有时对待犯罪分子的态度往往是置之死地而后快，以惩待矫、以罚代教的现象，我们的刑罚执行活动过程中随处可见，这种情况集中说明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缺失。
历史的演变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迁就传统，也不能迁就现实，更不能站在过去已经取得和拥有的若干成就上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和发展方向，来推进监狱事业的改革，实现现代监狱的职能。要达到这一目标，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指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进入本世纪初，经过的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得以最终确立。这标志着我们党最终战胜和彻底抛弃了封建“人治”思想的羁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治国道路，这是我们党执政治国理念深刻而重大的转变。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它的基本要求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养成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依法进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监狱既然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必须与时俱进，监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荒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不能在监狱发生贫困。教育改造罪犯，如果出现这种贫困是不可想象的。教育改造罪犯，我们凭什么？在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背景下，说得确切一点，就是要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和支撑。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是不行的；用打骂体罚的方法不仅不行，无济于事，而且是不允许的；用什么？必须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改造罪犯的“基本功”。无论是教育、感化、挽救，还是灌输、疏导、批评，都必须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含量。要使罪犯心服口服，真正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们的教育和挽救，监狱警察就必须具备有较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修养内涵的“基本功”。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有效地发挥监狱的职能作用，就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首先就要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必然的，同时也是必须的。所以?
为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我们必须更新监狱职能观。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我们首先应该从法律的层面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上来重新认识监狱不断职能，科学界定监狱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担负的基本职能和应发挥的有效作用，逐步强化和纯化监狱“惩罚与改造罪犯”的本质功能，弱化直至剥离其不应承载的，如完成经济指标，创造经济效益等功能。监禁刑的关押本身就体现着惩罚，刑罚过程应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重新社会化的实现上来。事实证明，监狱工作只有以改造人为宗旨，把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作为中心任务，监狱工作才能发展，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和谐，监狱的本质功能才能实现。
为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我们必须更新刑罚执行观。刑罚执行不仅是一种执法过程，也是一种对罪犯的教育挽救过程。强制性是监禁刑的必要手段特征，但不应该是唯一的特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基本内容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权保护意识。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基本人文的、有限自主的、相对宽松的形式和内容应该逐渐增强。确保监狱行刑公正，是监狱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监狱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职能，对罪犯执行刑罚，实行改造，其中蕴含的是正义的价值。只有实现了行刑公正，监狱存在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如果监狱警察执法不公正、不公平，将使罪犯对法律权威产生动摇和怀疑，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和认同，从而抵消监狱教育改造的效果。因此，监狱警察必须从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度，去认识行刑公正的社会价值。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入，监狱封闭的行刑方式，应该向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行刑方式转变，逐步提高监禁刑执行的开放程度，扩大社会力量改造罪犯的参与指数，缩减监狱封闭与社会开放之间的反差效应，最终实现行刑社会化。
为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我们必须更新改造模式观。根据依法治监的理念要求，除首先从行刑制度上，限制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和机断处置权以外，重要的是更新思想观念，探索确立新的改造模式。改造工作要从注重监管秩序的“安全稳定型”向注重罪犯思想品质改造的“社会效益型”转变。管理教育方式，从偏于严厉、压抑的“被动型”向注重引导罪犯参与、气氛适度宽松、有益增强希望的“主动型”转变。对罪犯的犯罪心理和品格矫正，从偏重模式化全面矫正的“理想型”向注重个性化重点矫正的“实用型”转变。罪犯的改造模式从注重追求整体稳定，习惯于一般性劝勉的随机改造模式，向突出个性特色确定具体目标注重发挥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追求整体效能的综合改造模式转变。
为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我们必须更新罪犯身份观。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载入宪法，执法工作尊重和保护人权，除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权保护意识以外，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要尊重和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以及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利。依据这一基本精神，罪犯不仅是在监狱服刑的囚徒，同时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不能简单地把罪犯看成是罪恶的化身，不得有歧视的行为，而应把他们看成是善恶兼具的正常人。不能把罪犯当作外在信息的被动受众，而应把他们看作是自身改造的主体，是有待开放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应该具备这种认识和观念?罪犯主体意识的强与弱，积极与消极，直接关系着改造的效果，没有罪犯自身的改造积极性，没有罪犯积极主动的参与，改造质量的提高就很难实现。我们不能把罪犯看成是社会之外的多余部分，而应看成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才能以公正平等的态度和充满理解、关爱的胸怀去对待罪犯，教育挽救，改造罪犯，为罪犯重归社会创造条件。
为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我们必须更新人才标准观。狱警是监狱工作的基础，狱警综合素质的高低，专业功底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监狱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实现监狱刑罚执行的与时俱进，监狱的刑罚执行必须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与之相适应的狱警队伍的人才需求、录用、培养、考核、选拔标准，必须由“单一型” 、“通用型” 向“复合型” 、“专业型”转变。现代监狱必须拥有现代的狱警队伍，必须以现代理念、现代技能、现代职业操守和水平来塑造和武装。《监狱法》明确赋予了监狱人民警察在刑罚执行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才标准观念的更新，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机构合理、管理科学、廉洁高效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监狱职能的基础和关键。

参考文献：《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文献》《监狱法》

（本文撰稿： 辽宁省丹东市监狱 徐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