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办法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
玉溪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根据《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离开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到异地居住、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的育龄人口。
第三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实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以下简称《婚育证明》）、《流动人口暂住证》（以下简称《暂住证》）、《玉溪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审验证》（以下简称《审验证》）、《计划生育与生殖保健综合服务证》（以下简称《服务证》）管理制度。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实施综合治理，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调整编制，充实人员。市、县（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设流动人口管理处、科（室）、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监察支（大）队，流动人口较多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可以聘用协管员。
第五条 现居住地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社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与户籍地人口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
第六条 本市流出人口户籍地应依法落实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本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本市各级公安、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城建、教育、民政等部门，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责：
（一）负责国家、省、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落实。
（二）组织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
（三）督促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出具《婚育证明》、《审验证》，核发《服务证》。
（四）组织有关单位为育龄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药具、节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
（五）与育龄流动人口户籍地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建立联系制度，及时通报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情况。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责：
(一)流动人口户籍地职责
1、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
2、落实国家、省、市规定的有关奖励、优惠政策。
3、为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并与流出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管理合同。
4、指导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适时提供随访服务。
5、建立流出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档案，填报相关统计报表。
6、建立与现居住地经常性联系制度，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工作。
(二)流动人口现居住地职责
1、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制度，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生育变动信息。
2、在县（区）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3、按照“谁出租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各项制度，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出租屋管理、物业管理、市场管理和劳动用工等相关管理工作中。与使用育龄流动人口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房屋租赁户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并检查其履行责任书的情况。
4、为育龄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药具、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服务，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督促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
5、查验流入人口《婚育证明》，出具《审验证》，核发《服务证》。
6、支持、鼓励和指导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企业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组织。
第十条 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一)开展流动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
(二)对辖区内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建立动态统计台账，定期上报统计报表。
(三)发现计划外怀孕的应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共同做好补救工作。
(四)及时掌握流出人员的孕情，严格审查流出人员办理《婚育证明》申请表。
第十一条 公安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一)在为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时，既要严格执行公安机关规定的申领条件，还应当核查流动人口现居住地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审验证》。
(二)定期提供本辖区内的人员户口变动情况和流动人口持《暂住证》情况。
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分级分担”的原则，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技术服务经费列入市、县（区）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并监督专款专用。
第十三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凭《暂住证》为流动人口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
第十四条 工商部门凭《暂住证》为流动人口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指导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管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五条 教育部门应将流动人口子女列入招生计划，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制，凭《暂住证》按照“免试、就近”的原则，安排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或借读，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第十六条 城建房管部门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应查验《暂住证》。发现出租房内有违反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要及时通知并积极配合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医疗、妇幼保健机构及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在为育龄流动人口中的孕妇检查或者分娩前，应要求其出示生育证件，对没有生育证件的，应及时向同级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报告。经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查实属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协助做好补救工作。
第十八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协会应积极在流动人口中建立协会组织、发展会员，协助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未办理《婚育证明》，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由现居住地县（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临时《婚育证明》，并将办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
(一)经核实，婚姻、生育信息完整、准确的。
(二)在现居住地依法办理了《暂住证》或居民登记一年以上，并具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
(三)已采取绝育措施的。
现居住地为流动人口办理的《婚育证明》，在本市辖区一年内有效。
第二十条 跨省流动人口夫妻拟生育第一个子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由现居住地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现居住地的规定办理生育证件：
(一)男方为现居住地的户籍人口，女方因婚姻事实迁入现居住地或所生子女可随父落户的。
(二)夫妻双方在现居住地共同居住一年以上，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且具有常住倾向的。
现居住地在为流动人口办理生育证件前，应向其户籍地了解有关情况；办理生育证件后，及时向其户籍地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通报有关情况。
流动人口生育子女的户籍登记，按户籍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跨省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办理一孩生育证件时，应审查下列证明材料：
(一)夫妻双方的《居民身份证》。
(二)夫妻双方的《结婚证》。
(三)《婚育证明》或户籍地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为其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
(四)夫妻双方要求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申请。
流动人口在办理计划生育有关证明时弄虚作假，导致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生育行为发生，由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与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接受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二)要求流动人口出示经查验的《婚育证明》，对没有《婚育证明》的，应当督促其补办并及时向当地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三)为育龄流动人口提供节育手术费。
(四)协助做好计划外怀孕的育龄流动人口的思想工作，及时落实补救措施。
第二十三条 向流动人口租赁房屋的房主或单位，应当与所在地社区、村（居）民委员会签订计划生育管理协议，协助做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发现计划外怀孕或者违法生育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社区、村（居）民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四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的，应当持有其户籍地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核发的生育证件；无生育证件生育的，按《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处理。
第二十五条 育龄流动人口在离开户籍地前，应当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机构办理《婚育证明》。
第二十六条 育龄流动人口到达现居住地后，应在3日内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机构登记，凭交验《婚育证明》所出具的《审验证》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证》。
未持有《婚育证明》的，必须在60日内补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出卖、骗取《审验证》、《服务证》和《暂住证》。《审验证》和《服务证》由玉溪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负责印制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育龄流动人口凭《暂住证》和《服务证》，可以在现居住地免费享受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服务。
办理了《暂住证》和《服务证》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节育手术费，有用工单位的，由用工单位承担；无用工单位的，凭其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证明，由县（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补助。未落实长效避孕措施造成计划外怀孕的，补救手术费由本人承担。
第二十八条 流动人口必须执行现行生育政策。本省流动人口依照《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省外流动人口依照其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法规执行。违法生育子女的流动人口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依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流动人口用人单位或者雇主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公安、工商、城建等部门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协助配合同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由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件的，按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逾期未补办《婚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依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发现有关部门在审批流动人口暂住、务工、经商等证件时，不依法核查《婚育证明》而予以批准的，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同级行政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接受建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在60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提出建议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三条 对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未达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要求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当年不得评为文明、先进单位。
第三十四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拒绝、阻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有关管理机关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1993年3月12日制定的《玉溪地区贯彻〈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律师文化的定位与发展
——以浙江为例
陈志远 浙江省司法厅 , 陈罗兰 浙江省律师协会
在汉语中，“文化”实际上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南北朝《曲水诗序》中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文化是指中国王朝的文治和教化总称，汉朝刘向《说苑》亦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同为此意[1]。可见文化应是一个国家治理概念。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涵义已经变异，通常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2]。以制度及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 “律师文化”就属于这一较高层次文化类别。
律师文化是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律师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职能在于代表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典型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中立裁判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以及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这样的三方主体形成较为稳定的等边三角形架构；而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这种诉讼结构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仅仅是三角形的一腰换成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正是因为在上述诉讼活动中，各主体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以及所要实现的不同目标，直接决定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思维形态与精神内核。例如，居中审判的法院必须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保护双方的合法程序权利，在综合各种有效证据和辩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最终裁判，这样的工作内容要求法官群体必须具备“公正”、“无私”、“博学”等人格特征，同时也决定了法官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与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群体相比，律师群体的精神内核既有相似性，例如严格遵守法律、以证据为基础、围绕法律发表观点，但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而这部分特质性的区别就是本文所要探寻的律师 “文化”。
一、律师文化内核的层级剖析
我国律师制度真正肇始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时期的律师团体中既有中共党员，如施洋，也有爱国人士，如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周新民、韩学章等。伴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律师文化。以史良为例，于 1931 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在恶劣政治环境中，坚持为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辩护，如邓中夏案、任白戈案、熊氏兄弟案等等，都体现中国律师从诞生伊始就致力于立足法律、利用专业、为苦难群众申冤、为社会沉疴呐喊的道义精神[3]。
有观点认为中国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4]。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律师文化，是律师事务所基于自身的传统特色、价值理念而形成的自己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思想模式，应由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形象、管理制度、工作环境、自主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因素构成。笔者认为，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社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法律服务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律师认可并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律师文化从层次上划分，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如下两个方面：（1）初级意义上的律师文化，这种律师文化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利益至上”[5]，即律师职业的工作内容和性质决定了其一切活动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必须是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依法运用各种程序性规定来捍卫当事人合法权益，在谈判中利用各种法律工具来最大化当事人权益。如果偏离了这一理念，那么就会产生对律师文化的误读。例如，利用当事人的案件大肆炒作，通过网络媒体、电视报刊等影响裁判、提高自身知名度，甚至陈述片面事实、隐瞒真相来诱导公众干预司法，这些都是律师对自身定位不清、对律师文化把握不准的不适当行为，其不仅可能导致司法机关、社会公众对其个人能力、品德的质疑，更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甚至败诉。因此，正确的文化导向是十分重要的。律师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运动员，初级律师文化应以勇于竞争、敢于抗争、诚信经营、热情服务，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价值[6]。（2）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是指律师在努力追寻第一层次意义时客观上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即律师在司法活动中尽其所能、依法依理主张当事人合法权益，其正是为了与相对的国家公权力（公诉机关、行政机关）或对方当事人相抗衡，将有利于己方的事实、证据、意见和法律规定向法庭作最充分的陈述，在诉辩双方都能向这样的目标努力时，居中裁判者将有条件在充分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论证基础上作出最公正的判断。因此，律师的行为推动了正义的实现和法治的进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 1978 年曾说：“世界上，我们的律师高度密集，每500 人中就有 1 名律师，比英国多 3 倍，比西德多 4 倍，比日本多 21 倍。美国就是诉讼多，但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的正义就多![7]”所以，律师的文化导向中，必然应当加入正义的因素，缺乏对终极意义的自觉与追求将使得律师初级意义上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应当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一言以蔽之，律师文化分为两个层级，初级层次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终极层次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两个层级的内核都应当是律师文化内核的应有之意，二者不可或缺、有机统一。
二、律师文化基本特征之解读
在律师参与政治程度较高的地区（例如香港），律师被认为是体面而有影响力的职业，他们会关心及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及讨论，作出正面的影响。然而，世界不同地区，因为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出现了许多针对律师的笑话与讽刺文化，集中在律师的见利忘义，没有原则以及高收费上。在司法体制尚不完善、律师职业起步较晚的地区，人们往往只关注律师的收入与付出是否合理，而并不关心律师本身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律师文化发展是否健康，也受制于当地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一）政治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职业的政治性是律师的本质属性之一[8]。律师行业生来就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党的事业至上不仅是司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律师执业的基本核心，因此在律师文化建设中，我国形成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模式，即“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律师工作，始终坚持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始终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9]。
（二）经济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尚未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因此那时的律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性质与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律师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律师的法律服务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交换。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律师资源逐步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并主要集中在收益较高业务领域，因此也带来了浮躁、逐利、不当竞争的负面效应，律师文化中呈现出集体无意识性的低迷。而随着我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本土律师需要迎接来自国际同行的挑战和合作，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模式、国际大律师的风采以及外国律师行业的规范为本土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刺激与很好的参考。我国律师文化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和充实。
（三）传统文化对律师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自古有着轻诉讼、重礼教的传统，以致律师制度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成长的空间。另外，“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愚民主义法制思想也直接禁锢了律师职业的形成。中国的“讼师”萌芽于西周的代理和代书活动，正式出现于春秋，但讼师在职业准入程序、工作领域和社会地位、作用等方面与律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律师制度的迟迟出现，与传统文化的制约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10]。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的理念逐渐萌生，因此，在当今社会律师参与调解、主持和解以及参与信访案件的处理，化解矛盾纠纷也日益频繁。
（四）职业定位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与医生、教师等在西方都属于传统的精英专业人士，但是这些职业本身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教师以仁爱为价值取向，医生为人道为职业底线，但是律师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斗争的精神。正如冯·耶林所说的，为权利而斗争不仅仅是主张自己利益的任何一位市民的权利，他同时认为这是旨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的一项义务。“主张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11]。律师正是为了当事人在现代社会中争取着最大化的合法权利，而且这种斗争不仅是一种私权，更承载着律师对社会、对法治的职责与义务。
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五个基本性质：（1）律师文化的政治性。律师制度是近代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尺之一。在法治社会，律师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制约力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其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着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故律师文化也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2）律师文化的法定性。律师执业资格、从业范围、权利义务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律师在法律活动中的行为和意见并不代表其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仅仅是其依据法律知识所作出的客观认知。（3）律师文化的社会性。律师的产生源于化解社会冲突的需要，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开放式服务，其服务的对象、领域和方式都具有高度社会熟悉感，因此律师文化较能体现出律师所代表的社会民意。（4）律师文化的专业性。律师作为一个学习时间长、前期投入大、入行门槛高的精英团体，行业准入就要求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是故，律师行业本身就具有精英文化与主流基调，所以，律师文化能够获得社会的较高认同，并与司法、检察机关组建共同的法律文化。（5）律师文化的商业性。法律服务作为一种自由流通的商品，使得律师文化必然具有商业的属性，而这种商业性有助于推动律师行业的优胜劣汰、整体提升，同时也有利于律师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这种商业性必须以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则作为底线[12]。
三、浙江省律师文化的发展现状
浙江律师制度自恢复以来，体现出强烈的浙江文化地域性。以温州为例，80 年代初，温州人在经济领域屡屡自主创新，而有些行为根据当时法律已构成典型的经济犯罪，“八大王”事件震惊全国，温州律师在此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法律为经济领域的探索保驾护航[13]。沿承着这样的传统，浙江律师立足本土、求真务实，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及省委“两新”工委关于加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要求，以确立律师正确的执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为核心，正在逐步发展能够充分体现浙江精神的律师文化。但是，如前所述，我省律师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阶段性的特征和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律师文化的内涵与定位不明晰。由于我省律师行业恢复重建的时间较短，律师文化概念的提出也在近几年间，因此对律师文化的内涵还没有沉淀结晶，也没有理论上的抽象提炼。律师文化区别于其他法律文化的特质以及其自身的定位尚不明朗，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此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存在偏差，有的将司法文化的内涵强加于律师文化之上，有的生搬硬套西方律师制度来阐释中国律师文化[14]。
其次，律师群体对行业文化的认同度不高。由于目前律师行业的竞争存在结构性失衡，经济发达地区律师逐步饱和，过度竞争已经显现，例如杭州、宁波等地，同一地区律师收入差距也较大，出现了律师内部分层。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律师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律师群体本身对律师行业的认同度不够高，职业荣誉感不强，行业归属感不强。再次，律师文化建设对于推动行业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文化是软实力，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当前，我省已有律师事务所1014 家，律师11429 人，每万人口律师比已突破2.0。律师行业发展逐步进入深水区，每一个进步和提升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更加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来统领和引领律师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最后，缺乏切实可行的律师文化发展方案及对策。律师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制定出五年规划。律师文化发展亦是如此，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结合不同时期制定出文化发展规划。
与此相对的，当下我省律师文化发展也存在着诸多利好因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正在转型升级的浙江经济，以及“四大国家战略举措”的实施，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为内容的浙江精神和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形成之后，必然要求作为中介机制的律师群体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而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律师文化必然要迎来发展的春天。
四、西方律师文化历史传承对浙江省律师文化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律师曾经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在西欧及其殖民地后裔之外，专门的世俗法律顾问和代理人直到近代才有所闻。律师对这样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法律理性”现代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两种制度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当今，把西欧和世界其他部分明显的区分开来[15]。
现代西方律师制度至少应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甚至古希腊。古罗马人发展了复杂的成文法典以及诉讼制度，包括辩护律师制度，都为近代西方法体系所继承[16]。但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律师的地位降低到了历史的低谷，例如在德国早期，为犯罪人辩护会受到某种罪恶感所纠缠，所以刑事辩护律师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如果接受犯罪人报酬，甚至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律师被民众冠以“犹太街的贱业”，被当局视作“司法的瘟疫”[17]。随着罗马法复兴运动，法学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律师行业也日益兴起，其主要职能也逐渐确定为在法院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担任辩护人、自诉代理人或告诉代理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律师逐渐涉足公司融资并购、商业合同谈判、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维护、一般的不良债权处理等商业活动。而现代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积极热心于公益，为国家各项政策研究、立法游说乃至社会运动提供相当重要的专业支持。
律师职能的变化也直接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律师文化的变迁，以普通法系的代表——英国为例：英国的律师根据其职能分为两类，诉讼律师（barrister），受律师委员会（BarCouncil）管理；事务律师（solicitor），受律师公会（Law Society）管理。两者的资格取得、训练、执业范围以及所受到的管制均有所不同。传统上，两者能够处理的事务范围泾渭分明，只有讼务律师可以代表当事人出庭，事务律师仅能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18]。因此，英国律师的两种类型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内涵，诉讼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最大权益为根本宗旨，而事务律师则旨在商业活动中为客户争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此外，例如美国社会中的人权律师、劳工律师、环保律师等专业律师则更多地致力于国家立法、政策博弈等公共事业，其所形成的行业文化便带有更多的公益色彩。
上述历史给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1）律师文化建设应当放在战略高度。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律师也不再仅限于进出法院，而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是故，有人称“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19]”基于律师行业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将律师文化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2）律师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国家，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律师职业是倍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法国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律师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负有重大使命”。而正是这种较高的地位，让律师有了强烈的职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这对形成并传承律师文化是大有裨益的。（3）要认识到律师文化发展的长期性。西方的律师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蹒跚起步、曲折探索、挫折反复等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