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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分析国内外证据的形势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精髓,没有证据案件事实无法认定,司法裁判难以作出,因此证据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审判方式改革以后,修订和完善我国的证据立法已逐渐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在立法模式上还存在不少分歧。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除了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依据我国的国情外,还应重点考虑证据立法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选择什么样的立法模式,这不仅是关系到证据法的内容和体例结构问题,也是影响证据法规范在实践中能否充分发挥其功效的重大问题。
　　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显然高于东方各国。研讨证据法自然也应当了解主要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进而选择可供我们借鉴且能在实践中切实发挥作用的立法模式。考察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总体上是两种立法模式。
　　（一）、独立的证据法典模式。
　　采用该立法模式的大多是英美法系各国,在证据立法方面,英美法系制定有独立于其他部门法律的证据法典,但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又有一些差别。(1)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采用统一证据立法方式,法律适用效力及于所有诉讼。美国曾先后制定《模范证据法典》、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统一证据规则》与《联邦证据规则》等证据法,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也都有统一的证据法。这些证据法不仅具有刑事证据的内容,也包含有民事证据的内容,具有适用于所有诉讼的效力,构成三大诉讼法统一适用的证据法律体系。由于遵循先例的法律文化传统,除这些法典构成证据法重要表现形式外,还有依据对宪法和其他法律解释而产生的大量判例法。(2)英国也是单独立法,但并没有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而是实行民刑证据相分立的模式,如《1972年民事证据法》、《1995年民事证据法》适用于民事领域,而《1965年刑事证据法》、《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和《1999年青少年审判与刑事证据法》等则只适用于刑事领域。对抗制诉讼最初产生于18世纪的民事诉讼中,律师在民事审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同时期的刑事审判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对抗制的诉讼程序,到19世纪,一些证据规则,只在民事诉讼中得以建立。在刑事诉讼方面,由于1907年以前没有设立专门的刑事上诉法院,刑事上诉机制没有得到真正确立,法官未能将证据规则体系发展得如同民事诉讼那样。直到20世纪中期后,由专门的刑事法律改革委员会对证据制度进行全面审查,产生的证据规则相继被有关的证据法所吸收。现代英国尽管民事和刑事诉讼都实行对抗制诉讼,但是在审判程序中存在很大不同,制定法的改革采取不同路线,也加大了民刑证据法之间的差异,故英国没有形成统一的证据法,而是根据不同诉讼分别立法。
　　(二)融入其他法典中的证据立法模式。
　　在证据法方面大陆法系各国采用与英美法国家完全不同的模式,没有制定独立证据法典,而是将证据法规范分散规定在诉讼法典或实体法典之中,成为该法典内容的一部分。多数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内容规定于诉讼法典中,但也有少数国家规定在实体法之中,如法国民法典中规定了部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虽然大陆法各国将刑事证据的内容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但是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又有所区别。比较两大法系证据立法,可见英美国家采取独立立法形式,既有各类诉讼证据合一的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立法例,也有英国只适用于单一相关诉讼领域的立法例。而大陆法系国家没有独立的证据立法,证据法规范散见在诉讼法典中或者实体法典中。从证据法的形成特征看,英美法国家由普通法的传统法律文化所决定,在证据法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法官,证据法的内容是法官长期司法实践和遵循司法先例的结果,是对判例法的发展和完善。但是由于判例繁多,这又需要通过制定单独的法律形式来加以总结归纳。由于庭审中法官受到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少,束缚法官对案件真实情况发现的证据规则自然也就只做较少规定,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没有进行专门立法,只是将证据法规范作为诉讼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反映在诉讼法中。我国现行证据法规范采取的是大陆法系立法体例,没有单一的证据法,其内容分别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成为诉讼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三大诉讼法尽管都有证据专章,规定却过于原则、粗放。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专章只有8条,加之其他章节中的相关条文,也不过20来条,其他诉讼法也大体如此,这与证据法在诉讼活动中应有地位极不相称。由于证据法制的匮乏,造成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认定事实,作出裁判结果等一系列证明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限过大,无法约束证据取舍和判断过程中的恣意、武断行为,成为影响诉讼程序公平和诉讼结果公正的重大障碍。虽然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增加补充一些证据的条文,充实、发展了证据制度的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证据制度远落后于其他法律制度,极大地阻滞了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标的实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的证据立法模式可供选择方案有四:其一:借鉴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立法模式,制定合一制的统一证据法。这种观点认为,三大诉讼证据有其共同适用的原则、基础,证据问题尽管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共性大于个性。其二,采用英国的立法模式,分别制定适用于不同诉讼性质的单独证据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民事证据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法律属性、具体功能、诉讼主体、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与证据规则的诸立法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制定统一的证据法不仅立法技术上的难度很大,而且在法律的适用上也会带来种种不便。其三,借鉴大陆法系的证据立法,仍然维系我国现有的证据立法体系,在原来三大诉讼法的有关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加以细化、补充,即在诉讼法的框架内进行完善。其四,认为我国从长远的目标看,应当制订统一的证据法典,但是考虑到目前制定法典的条件尚未成熟,为解决司法实践的证据适用上的现实需要,应当制定单行的证据法,待时机成熟后再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

198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开展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些有关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后，现对这些问题答复如下：一、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对过去作过不捕、不诉、免诉决定，或作过党纪、政纪、治安处罚以及其他处理的人员，是否可以重新批准逮捕或起诉？
对这部分人，是否可以重新批准逮捕或起诉，要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1）原处理正确的，不再重新处理；原处理偏轻，没有发现遗漏罪行或新的犯罪行为的，也不再重新处理。
（2）处理后有一般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不予逮捕、起诉。
（3）处理后发现有遗漏罪行或新的犯罪行为的，应根据遗漏的罪行或新的犯罪事实，依法处理。
（4）原罪行严重，处理畸轻，群众意见很大的，应撤销原决定，重新逮捕、起诉。二、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是否仍应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适用刑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在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仍要坚持按照犯罪分子的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对于主动投案自首（包括在亲友规劝、陪送下自行投案的），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所犯罪行的；在押犯老实交代自己全部罪行的（包括公安司法机关没有察觉、掌握的其他罪行）；对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分子经查证属实的，以及在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有其他立功表现的，都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对于拒不交代自己及同伙所犯罪行的；作虚假供述的；互相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为逃脱罪责诬告陷害他人的；不服管教，起哄闹事，危害监所安全的，以及有其他抗拒行为的，在处理时，都应从严从重惩处。
三、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怎样执行批准逮捕人犯的条件？
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批准逮捕人犯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条件，不得随意变动。批准逮捕人犯还必须依法要求公安机关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检察机关认真审查后，对需要逮捕的，应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书》。有些地方简化或取消批捕法律文书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四、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对起诉案件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对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必须查明的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应坚持执行。当前，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审查起诉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坚持“两个基本”，即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确凿。同时，注意查明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2）要查明认定犯罪的性质和罪名是否正确；
（3）要依法讯问被告人；
（4）要坚持制作法律文书。五、当前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中，怎样执行《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中，执行《刑法》第十四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注意掌握以下几点：
（1）犯罪时不满十四岁的，不要批准逮捕，也不要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对已收审的，可以建议公安机关采用其他方法处理；
（2）对《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的范围，可以按照中发〔1983〕31号文件规定的七个方面的犯罪掌握。六、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对书写反革命挂勾信的犯罪分子应当如何处理？
关于书写反革命挂勾信的犯罪分子的处理问题，高检院曾于1981年9月14日以（81）高检发（办）34号文件转发了《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坚决打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信挂勾的犯罪分子的通知》。在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仍应按照这个通知的规定执行。七、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泄露机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应如何处理？
根据中发〔1983〕31号文件关于在这场斗争中凡是泄露机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不论其职位高低，都要受到党纪、政纪、军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的指示精神，对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泄露机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要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在打击刑事犯罪斗争行动前，有关打击的计划、部署和安排都属于国家重要机密。国家工作人员故意泄露上述机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致使犯罪分子逃跑、匿身，逃避打击，情节严重的，应按《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政法、公安干警在执行逮捕、拘留任务的时候，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致使犯罪分子逃跑、匿身的，按照《刑法》第一百九十条以私放罪犯论处。对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泄密行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由有关部门给以党纪、政纪、军纪处分。
八、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对已被收审的人员需要提起公诉的，是否可以不经逮捕，而由检察机关直接提起公诉？
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如果被收审人员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又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就应依法逮捕，然后起诉。九、对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分子，是按教唆犯所教唆的罪行起诉，还是按传授犯罪方法罪起诉？构成这种罪，有什么具体要求？
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是当前严厉打击的重点之一。对犯这种罪的，应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认定罪名，提起公诉，不要按教唆犯罪起诉。根据《决定》的规定，无论任何公民，只要故意实施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又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构成了此罪。至于接受人是否去实施犯罪行为，并不影响此罪的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的后果是否严重，只是认定情节是否严重的根据之一，并不是决定是否起诉的根据。十、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是否可以不采用“免予起诉”这种法律手段？
“免予起诉”是我国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项成功的经验，并已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手段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下来。正确适用免予起诉，可以体现国家对犯罪分子实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利于促进犯罪分子的改造，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过去，有些检察院把一些本应起诉的案件也作了免诉处理，扩大了免诉的范围，以致对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这是应当注意纠正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取消“免予起诉”。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检察机关应当根据被告人的不同情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分别正确运用“起诉”、“不起诉”、“免予起诉”、“撤销案件”等法律手段，全面体现党的政策。
十一、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检察机关办理盗窃案件，对起诉起点数额应如何掌握？
对盗窃案件的起诉起点数额，全国不宜作统一规定。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院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治安形势和盗窃犯罪情况，主动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协商，提出具体意见，报请党委批准后内部掌握执行。各省、市、自治区在确定这个数额的时候，可参考过去的有关规定
。十二、执行死刑临场监督的检察人员，在临场监督过程中，发现死刑犯喊冤，或要求交代、揭发、检举重大案情或案件时，可否建议暂停执行？
死刑犯在死刑执行前喊冤，或要求交代、揭发、检举重大案情或案件的，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可建议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暂停执行，以利进一步查明案情，更准确地打击犯罪。但明知罪犯作上述表示是欺诈行为时，不应建议暂停执行。十三、罪犯和劳教人员在服刑和劳教期间又屡次偷窃、抢夺他人财物的，或鸡奸、通奸的，严重影响监管秩序和改造工作的进行，是否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罪犯和劳教人员在改造中发生上述行为，是抗拒改造，破坏监管秩序的违法行为。对偷窃、抢夺的数额虽然不大，但屡教不改的，应予起诉，追究刑事责任，并比照发生在社会上的同类案件从重惩处。对鸡奸、通奸行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屡教不改的，可按流氓罪提起公诉。
十四、劳教人员多次逃跑，但没有新的犯罪，可否逮捕、起诉？
对多次逃跑的劳教人员如无新的犯罪行为，不应逮捕、起诉，可由劳教单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延长劳教期或注销城市户口送边远地区劳教的方法处理。十五、对被判处和核准死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死刑的命令下达以后交付执行以前，检察机关是否还可以提讯？
为了防止错杀，对被判处和核准死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死刑的命令下达以后交付执行以前，如果罪犯本人或其家属提出申诉，或者检察院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进行提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