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1号
《黑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04年4月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5月20日起施行。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二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的《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办法》同时废止。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4月12日
黑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
（2004年4月9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大地测量（含卫星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工程测量、地图编制、地籍测绘、房产测量、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海洋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以及军事测绘单位从事非军事测绘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省测绘局是省人民政府负责测绘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监督全省测绘工作。
市（行署）、县（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测绘工作的行政部门（以下称市、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测绘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工作。
省农垦总局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系统有关的测绘工作，并接受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基础测绘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更新周期，对基础测绘成果进行更新。
第五条 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建设、水利、能源、交通、通信、资源开发和其他领域的工程测量活动以及房产测量活动实施测量技术规范的监督。
第六条 中等以下城市和地方建设项目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的，由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涉外测绘项目应当采用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第七条 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全省测绘资质审查、发放测绘资质证书和监督管理工作。
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取得测绘资质或者执业资格和测绘作业证件。
第八条 测绘单位不得伪造、涂改、转借、转让和借用测绘资质证书。
测绘单位分立、合并或者终止测绘业务，应当在分立、合并、终止后三十日内将测绘资质证书交回颁发证书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三十万元以上的测绘项目应当实行招投标，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的测绘项目除外。第十条 测绘项目发包单位应当将测绘项目发包给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等级的单位承包。
测绘项目发包单位不得低于测绘成本价格发包。
第十一条 测绘项目不得转包。
经测绘项目发包单位同意的测绘项目可以分包,但是，已经承担分包项目的单位不得再次分包。
第十二条 测绘单位在实施测绘项目前，应当向测绘项目所在地的市、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受理测绘项目登记的市、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测绘项目登记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取得测绘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建立专题地理信息系统或者区域地理信息系统的，应当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登记。
第十三条 国家和省投资的基础测绘成果应当无偿汇交副本，非基础测绘成果应当汇交目录。
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汇交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的单位出具凭证，并在三十日内移交给测绘成果保管单位。
第十四条 外国组织或者个人经批准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与我国有关部门、单位合资或者合作完成的测绘成果，中方合资或者合作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全部测绘成果副本，并应当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测绘成果目录。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测绘成果的管理和利用。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测绘活动的，应当首先利用本省已有的测绘成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财政部门在对使用财政资金的测绘项目和建设工程测绘项目批准立项前，应当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有适宜使用的测绘成果，应当充分予以利用。
第十六条 除国家规定无偿提供使用的测绘成果外，测绘成果实行有偿使用。测绘成果的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与测绘成果保管单位签订使用协议。
第十七条 生产、存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基地或者场所，周边五十米范围内不得建造可能影响安全的建筑物或者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
第十八条 测绘单位应当接受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对测绘成果的质量监督；任何单位不得提供未经质量检查验收或者检查验收不合格的测绘成果。
第十九条 编制、出版地图，应当选用当时最新资料作为编制基础，并根据地形、地物变化情况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新。地图内容的表示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第二十条 公开出版的地图，应当由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具有地图出版权的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报社、期刊社可以根据需要在图书、报刊中插附地图。
保密地图和内部用图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销售、展示和登载。
第二十一条 在地图上发布广告的，广告面积不得超过整个图幅面积的25%。发布广告的编稿样图应当向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出版、生产、展示、登载或者引进下列地图以及地图产品的，应当将试制样图（样品）一式两份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需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由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转报：
（一）公开发行的地图；
（二）绘有国界线或者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界线的图书、报刊、互联网中的插图；
（三）影视、广告、标牌、宣传画等载体上使用的涉及国家版图的地图和示意图；
（四）送省外出版或者由省外单位编制出版的本省乡、镇以上地方性地图；
（五）与国外或者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合作出版或者引进的地图；
（六）生产地球仪和涉及国界线、国家版图图形的其他产品。
公开展示本行政区域内绘有乡、镇行政区域界线的地图，由所在地的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第二十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除国家审核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之外的其他地理信息数据，由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与省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测绘主管部门会商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公布。
第二十四条 测量标志是国家基础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测量标志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损毁和擅自移动测量标志、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在永久性测量标志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危害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测量标志用地应当依法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和调整承包耕地，应当扣除设置在可耕地中的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面积。
第二十六条 建设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单位，可以将测量标志委托标志所在地有关单位或者人员保护管理。委托方与保管方应当签订《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由委托方在签订后三十日内报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及标志所在地的市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由标志所在地的市或者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测量标志保护工作，并对测量标志保护给予资金支持。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测绘约定报酬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测绘活动，限期补办测绘项目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责令测绘单位补测或者重测；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全部地图产品及违法所得；
（七）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送审，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拒不送审或者不按照审核意见修改的，没收全部地图及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八）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经审核擅自公布地理信息数据的，责令消除影响，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三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由颁发测绘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测绘资质证书。其他违法测绘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但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不按照法定条件、程序和时限核发测绘资质证书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四）违法处理罚没款、罚没物品的。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04年5月20日起施行。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二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的《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办法》同时废止。
摘要: 法治国家既是公民教育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公民教育的价值追求。培养独立人格，塑造国民的道德观，型构国民的世界观，培育国民的民族观，传授科学知识，普及法律常识，训练国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技能，是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八大诉求。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之需求。
关键词: 法治国家 学校教育 公民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伴随着现代法治的兴起而产生的。时至今日，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公民教育制度，形成了成熟的公民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与制度促进了公民教育实践，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法治与公民教育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关联具有普适性与客观性，在中国也不例外。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新论断，肯定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民是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与参与者，建设法治国家必当进行公民教育，培养新型公民。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有、也不需要公民教育；没有公民教育，民主法治就不可能践行。基于此，公民教育应以法治为导向，塑造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国民。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的需求。
一、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人格教育的诉求
现代法治国家秉持“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政治。民主要求国民具备鉴别善恶是非的思维能力与参与公共事物的实践能力，而“认识自己”是培育这两种能力的基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自己”是最高的哲学原则，也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主题。后来，维柯更绝对地认为，“吾人的知识之真正目标并非对于自然的知识，而是对吾人自身之知识”，“人类所能真正理解体会的，并不是事物之本性（die Wesenheit der Dinge），因为事物是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穷尽的；人类所能真正理解的，乃是他自己的构作的结构与特色。”[①]。以“认识自己”为使命，启蒙运动倡导重估个人的人生意义，确立了以自由、平等、理性为核心的法治观。
个人是法治国家活的细胞，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在卢梭看来，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是人“本性的深刻转变”。通过这种转变，“人所获得东西是道德自由，正是道德自由使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②]实现了从臣民到公民的飞跃。教育是塑造人格的基本途径。古典派认为，统治者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除了“教育与抚养青年”之外所有职能“都是次要的”。在这一意义上，统治即教育，政治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教育体系。于是，政治机制就转化为教育机制。[③]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无论是古希腊的完美法律，还是中世纪神性律法，不仅关注身体的安康，而且关注灵魂的完善。[④]因此，美德是立法者建立法律的目标，[⑤]法律的根本任务是教化人民，改变人性。[⑥]
对于中国的法治战略而言，“统治即教育，教育即塑造人格”，仍极具意义。首先，健全的人格既是法治社会的基点，也是法治社会的终点。之所以是基点，因为没有健全人格，法律制度将如同没有润滑剂的机器，干涩难以运行，甚至根本无法运行。之所以是终点，因为所有人类活动都应服务于人的自我完善，法治也不例外。其次，法律应该以人格塑造为导向，不仅是强制、惩罚的工具，更应该成为教化国民的手段。最后，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学教育是这个过程的基石，因此建设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健全的个体人格。提供教育资源，建立教育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塑造国民性格是国家治理者的根本责任。
二、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道德教育的诉求
在法治的观念下，法律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而且是立国之本，因此逻辑上法律先于国家，可简约表达为“法®国家”，这是立宪主义的根本思想。然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能从伦理的有效性推导出自己的有效性，法的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作为伦理规范而拥有道德之品格。”[⑦]“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综上所述，道德、法律、国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化约为“道德®法律®国家”。这种逻辑显示，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必先进行法律制度建设，[⑧]进行法制建设必先进行道德重塑。[⑨]
据此，法治国家以道德为基础，这种道德表现为公民道德。现代法治国家的公民道德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信仰。无论一部法律制定的多么精致，如果国民不顶礼膜拜地信仰，甚至不惜以牢狱之灾为代价触犯之，法律的价值与功能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国民对于法律的信仰是法律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⑩]在这一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关键不在于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而在于培育法律信仰。[11]（2）谦逊，即“尊重他人的权利并相应地降低自己的要求的能力”。[12]尊重他人自由与权利（力），审慎行使权利（力）与自由，充分履行义务与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权力就会膨胀，相互 “扯皮”；个人权利就会成为一己之利，相互“打架”，义务与责任不关乎自己，只关乎他人。（3）宽容。现代法治以自由为基本价值，强调私人自治，形成了多元的种族、群体与个人，造就了以不同信仰、习惯、思想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和谐共存需要主体间的相互宽容、理解，甚至是有效沟通，否则社会矛盾丛生。宽容不等于纵容，前者存在于公民自由的领域，后者属于法律强制的对象，即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而不见是纵容。（4）诚信。法治贵在自觉遵守，不在于国家强制。为此，个人必须信守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承诺（在法治国家主要表现为对法律的承诺），切实履自己的义务。实际上，国家强制依赖于事后认定的证据，重现过往的法律事实。而确认证据毕竟是在事后，存在举证不能、事实无法重现的风险，故常常出现法律不能的情况（即不能通过解决纠纷，实现正义）。基于此，没有诚信的法治社会，不仅成本高（因为须依国家强制来实现），而且交易风险大。
在逻辑上，如果说人格教育则重于人的个体性，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格，那么道德教育侧重于人的社会性，培育国民正确处理个人与法律、个人与他人等社会关系的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国家治理表现为确立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准则，解决具体社会矛盾。而道德既是确立各种法律规范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体依法参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更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重要手段。因此，国家治理必须培育公民道德，它是“形成和维持正义国家，特别是国家福祉之条件”。[13]
基于法治国家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改变当下以“知育”（传授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树立“知育”（传授专业知识）、“智育”（培养创新思维）、“德育”（塑造高尚人格）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即以具体知识（知育的对象）为切入点，训练学生思维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心性与心智。
三、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世界观教育的诉求
根据法治的理论，国家是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政治国家等同于法律体系。[14]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话语的另类表达[15]（这一观点在政治家、政治学家那里天然地正确）。基于法律主治的理念以及法律与政治的上述关系，有法律思维的政治家都将政治、政策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有政治智慧的法律人不仅不会排斥法律的政治性，反而运用法律解决政治问题。因此，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问题，公民教育在政治国家层面上是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世界观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性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哲学是其理论表现形式。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两者关系的不同回答，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基本类型，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基于法治的公民教育不仅要坚持世界观的一般原理，还要把法治视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16]将其作为建立和谐秩序、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性手段。
中国特色法治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沦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传授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教授民众认识世界、了解历史规律、把握国家本质、探索自然界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近年来，在高校课程结构调整方面，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课，少数人建议削减甚至“砍掉”有关马列主义的课程。前几年笔者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在高雄大学访学，看到台湾学生哲学思维贫乏、历史知识匮乏，坚信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相关课程建设。现在经常对法科学生说，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其思维与方法对于学习乃至于未来个人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四、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民族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本质上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并不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于1800年前后在西方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17]正是在这一时期，立宪主义、民主政治、法治等思潮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不难发现，民族国家强大的地方（如欧美）法治实践较好，那些处于战难、分裂的国家基本上无法治可言。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到民主政治的实践，弱国无法治。今天有许多人惊叹、甚至垂涎美国民主政治，并把它归结为联邦党人的功劳，但仔细研读《联邦党人文集》，不难发现建国者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具体制度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一般说来，民族教育主要有如下内容：（1）民族认同教育。民族认同是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重要维度。国家统一不仅要求有沟通的原则，还要求有共同的归属感。因此，公民必须有归属于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且有继续生活在一起的愿望，继而把自己作为国家中的主人，而不是作为“臣民”或“外来人”而把自己置身于国家之外。共同的认同感有助于维持信任与团结，这是公民主动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过程，心悦诚服接受民主决策结果，心甘情愿承担法律责任义务的前提条件。[18]然而，民族认同感属于一种心理状态，不能通过物化的方式表现，只能通过教育的方式逐渐形成一种心理结构。当下中国民族认同教育，须着力培养国民的民族荣誉感、使命感与责任感。（2）本国历史教育。当下民族建设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特定阶段，这一阶段虽不同于过去却受制于过去，因此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需面对历史、接受历史并改变当下。[19]就内容而言，必须让公民了解中国古代史，理解传统文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等；必须让国民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理解其核心问题（启蒙与救亡）的来龙去脉。（3）基本国情教育。当下国情既是民族建设的直接出发点，也是民族建设的完善对象，因此要让国民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以及主要问题。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理解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笔者以为，民族教育应该以中国历史与当下国情为素材，以民族认同感为价值追求，从而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获得国家意识不外乎是兑现道德的国家理想，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行为参与发展现有国家，使其向着道德的国家理想迈进。”[20]值得警惕的是，许多大学老师仅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上讲授马列主义、近现代史等课程，缺乏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的价值追求，这既有违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有违历史国情教育的根本追求。
五、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科学技能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是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国家，因此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维度。自由民主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在古典思想看来，正义需要沉思的生活，依赖科学技术追求自由与正义，始终是最危险的幻想。[21]自马基雅维利已降的现代人文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自由，只有依靠科学，人类才可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从而获得真正自由。[22]近现代史已证明了这一理念。西方世界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生产了大量商品，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进而有余力追求人的尊严（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是使人有尊严的政治）。时至今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民主政治欣欣向荣，贫穷落后的国家无民主政治可言。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羊吃人”，就是没有人权可言，而今天西方的人权已经进入了“人吃羊”的时代。
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手段。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法治国家必须培养公民科学素养。基于此，西方现代教育实现了博雅教育向职业技术教育的转型（甚至有遗弃博雅教育之危险），彻底走向了工具理性。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关于文化制度的规定，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而且前者是我国宪法的特色，其他国家宪法无相关规定。[23]因此，在法律政策层面上，我国教育追求博雅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有机结合。
培养公民科学技能首先要求国家始终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战略，建立完善、公平的教育制度，提供教育资源，普及义务教育，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鼓励科学创新，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调动国民创新的积极性，挖掘其创新潜能。学校作为传授与创新科学技术知识的阵地，必须建立创新的制度与措施，培育创新学术氛围，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人才。只有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公民才有谋生手段，才能为公共参与奠定坚实的物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