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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由于我国学校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单位，在我国法律关系主体上，事业单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法人，即事业型法人。在法律理论上，事业型法人的享有承担民事权利与义务与企业法人是一样的。但在实践中，由于事业单位与相对应的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复杂的人事关系与政策关系，调整事业单位存在的诸多关系主要是依靠政策，其政策载体形式是大多为政府文件，尤其是人事政策文件来实现的，事业单位的这些关系的调整也必然依赖和受到政策的制约。因而，事业型法人在实现、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方面，就存在着与企业法人等其他类型法人的诸多不同与实际困难，这点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与人事体制下表现尤为突出。
　　学生属于学校的教育资源范畴。长期以来，学生与学校之间是否存在着法律关系非常不明晰，如果说存在着法律，那么学校事业单位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无论在行政体制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均未有任何界定。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学生与学校之间逐步产生并日益突现出的冲突，表明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已在发生变化与转变，这种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教育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认识。
　　教育部新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于2005年9月1日开始实施。该规定对高等教育法律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对高校与学生是一种什么性质或类型的法律关系，尤其当学生的权利被学校侵害时，学生是否、又应根据怎样的法律关系去寻求司法救济，仍没有（大概教育部仍无法）作明确规定。早在这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于2003年12月29日出台《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官员们明确阐释[1]，学校对学生不负有监护责任，即通过间接的形式确认学生与学校之间不存在监护的法律关系，仅此而已。
　　对学校与学生（包括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委托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们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研究与分析，对指导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学生行为事件、学生与学校之间发生争议纠纷、学校侵犯学生合法权益，以及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发生争议，这是当前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与认真研究解决的紧迫课题。本文试对这方面问题进行一个初步分析。

　　[前提]
　　本文的研究分析是基于：1、学校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三个体系中，实行公立学校行政管理体制的中小学校以及高校；2、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下确立的诉讼体制。

　　一、学校现状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分析了教育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教育体制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理起来”。《决定》明确提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并特别提出了改革高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问题。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更明确地提出了改革高教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等任务。1995年《教育法》颁布实施，明确提出了学校具有八个方面的权利，它们是：（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教育法》同时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1999年《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教育法》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实际，确定了高校享有的办学自主权是：（一）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二）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三）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四）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六）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八）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它用。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在此形式下，在政府与学校的管理关系中，反映比较突出的有以下问题：学校在对内管理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权，但在学校与市场“接口”的办学活动中，政府仍然管得过多、过细。在“内循环”方面已基本自主，但在与市场接口的“外循环”方面，行政干预仍强，而市场机制不足。在招生权方面：学校应拥有自主制定招生计划、决定生源分布，确定收费标准的权利。但招生指标仍由国家统管，其行政管理的方式基本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在专业设置方面：实际操作中还对学校新专业的开设限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新学科、新专业的及时设置，无法适用社会需求，限制了学校办学新增长点的形成。收费方面：政府统一定价，缺少弹性，不能真实反映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成本与需求的差异，不利于调动学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其次在招生收费方面对数量、地域、比例的限制，虽有利于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资源的流通、吸纳及与需求相调适的活力。管、办、评三位一体，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当运动员与裁判员。对公办学校而言，政府是举办者、管理者、评估者高度合一。管办不分，政府管理直接伸向学校的具体运转，合理的管理模式应当是政府制定标准，学校依框框办学，政府依框框监控。管评不分，缺乏相对独立完善的教育评价运行系统。标准过于笼统、统一，不尽科学，甚至手续繁琐，形式主义严重，且通过行政手段运动式推行，反而限制了学校的办学特色的形成和创新。政府财政拨款制度计划经济弊端严重，尚未建立公共财政的理念和拨款方式，不利于学校自主创新。缺乏拨款效益的分析评价制度，以及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排排坐，吃果果”的计划拨款方式，削足适履，限制了学校的需求发展和新的增长点的培育，限制了自主创新意识。拨款与经费使用设定过于僵化，经费使用栏目设定不尽科学，造成投资效益低下甚至浪费。目前，一方面教育经费严重缺乏，另一方面设备重复购置与闲置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出现教育机关审批或购办的教育设备高出市场最好产品价格，而质量、技术后3-5年的情形屡见不鲜，同时也滋养不同程度的腐败。学校内部尚未建立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缺乏依法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活力与能力。
　　在既缺少内部制度约束又缺乏外部竞争约束的情况下，“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学校受利益驱动不顾条件和质量盲目扩张，以分换钱，办学秩序混乱，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学校缺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缺权”与“不会用权”、“用不好权”甚至“滥用权利”的情况并存。然而，这种缺陷并非固有，而是现有教育行政体制与文化的结果。学校面临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社会中的地位、法律上的地位等方面的缺失、模糊不清。教育部出台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由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法律体系中仅属于部门规章，存在着与部分现行法律法规冲突、操作性极差、人民法院审判时无适用拘束力等缺陷，其立章原意无法实现。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仅解决了学校对学生不负有民法上的监护责任的问题[1]。
　　至此，不论在政策上、行政上还是法律上，学校与学生（包括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委托监护人）之间关系的法律性质至今仍未得到回答。

　　二、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几种观点
　　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是人们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即人们根据法律法规而结成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基于我国教育体制与立法现状的固有特点，以及人们对社会各主体的认识和法理的存在与发展，目前有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民事合同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仅仅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型法人，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学生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报考学校，接受高质量的服务和教育的权利。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均受符合法律规范的双方各自利益意愿约定的约束，即合同的约束。学生的考入择校、报到注册取得学籍即表明作出接受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服务、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缴费上学的承诺。学校接收学生入学，则表明学校按要约邀请--招生简章上的条件去履行自己的要约，提供相应层次的教育教学服务，使学生圆满完成学业。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违反合同，学生不履行遵守校纪校规的义务，则学校可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权力给学生以处分，学生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学校不履行义务也亦构成违约，学生可使用请求权、申诉权甚至诉讼权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消费民事合同关系，即通过报考录取入学形式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各自相互行使和承担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学校作为事业型法人对外享有民事权利，但对内、对学生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建立起民事法律关系。大多数学生报考与录取入学是在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调控的教育体制下得以保证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纯市场行为来实现的。学生属于学校因政府调控而获得教育资源，学生并不是纯商业性教育消费的主体。因此，学生报考与录取入学方式并非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民事行为。随着国家调整了“教育产业”的构想，摒弃了学生上学系“教育消费”的指导观念，这种学术观点已不被社会接受。
　　行政法律观点
　　这种观点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职业学校与高校表现较为明显，认为被授权的学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与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学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就自身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有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当学校与学生发生纠纷时，在一定条件下学生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受教育权，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原则、证据原则等，都可以为事实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实质上是使用推论而得出的学说。这里暂不定论其方法以及结论是否正确。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律属于成文法，即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那怕你是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阐述、解释或推论都有可能被适用，但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则推论不能创制，更不能被适用。另一方面，我国诉讼法法律条文大多都属于限制性极强的条款，如行政诉讼的被告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能是事业单位，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是抽象行为。而依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学校不符合行政诉讼被告适格主体的要求，学校行为的也不是行政法、行政诉讼中法定的行政行为，准确讲，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着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
　　双重法律观点
　　有学者通过对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2]。民事法律关系如前面所述，而行政法律关系是因为学校基于法律授权而行使一定职权，在处理行政事务中与学生发生行政法律关系。但这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否则将会妨碍学校正常的工作秩序，降低学校的权威，在这一行政法律关系中，只能部分排斥司法审查，部分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
　　双重法律观点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两点观点的综合，即不完全赞同前面两种观点，也不完全排斥前面观点。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的将前面两种观点的优劣一并带入到自己的观点中。即哪些学校行为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哪些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哪些行为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那些行为将被司法审查排斥，几乎无法界定，也无法罗列，更不具有实际意义与操作上的可行性。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的看到，双重法律观点表述比较符合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诉讼法律体制下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表象，这是双重法律关系观点的产生基础，故这种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深入分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之间的性质、特征，而是对一些关系的表现进行综合得出所谓双重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的观点
　　学校，特别是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种在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承担各种义务的不确定性。学校往往出于主观的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二是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或者很难获得司法救济。这样的结果，无疑强调了学校的自主权，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但不符合社会取向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原则，必然给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带来更大的不公。而从管理行为学角度上看，目前在校学生行为来分析，学生也未必随时随地、绝对地处于弱势地位，目前社会上反映出的诸多案例，已表明学生行为的异乎寻常地超出了学校管理权相对人弱势地位的范畴，已给学校管理、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困扰。
　　然而，随着依法行政观念的发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即学校为公务法人的理论观点受到多方面质疑。且其观点本身也存在着，诸如要将特别权力关系中双方所有的争议，包括学生可否对学校的成绩评定、宿舍等管理等方面争议纠纷提起诉讼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在法律上确实很难以实现，且也存在非常复杂的实际困难；学校与学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等等。因此，行政法学界又提出了几种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提出了对涉及到基础性关系的决定，如入学、学校毕业分配、参加考试、博士学位授予、退学或开除、留级、拒发毕业证书等，均认为是国家行政法规定的法定事项，应列入可诉性行为。对于一般的管理关系，如学术研究、成绩评定、着装发型礼仪等方面的规定、宿舍管理规定等，均认为属于学校内部管理权，则不列入司法审查范围的观点。

　　三、我国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定位
　　目前在学校作为法律关系主体性质的定位方面，在不少的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倾向于将学校（尤其是高校）定位于公务法人[3]，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借鉴大陆法系的“公益机构理论”。这一观点理论人认为：公务法人是近代行政管理的一种新技术，是行政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扩张形态，其具有的特点为：1、公务法人是依照公法设立的法人，具有法人资格，是公法人的一种。所谓公法人，是因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而建立的，能够作为公权力主体行使权力并承担义务的组织，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的主体。2、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它担负特定的行政职能，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因而是有别于行政机关的事业单位组织。3、公务法人享有一定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它又不同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单位和内设机构，也不同于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个人，而是可以以自己名义独立行使某种权力、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体。4、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存在丰富而特殊的法律关系，既包括民事法律关系，也包括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而后者集中体现了公务法人与其他类型法人的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的公立学校，尤其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为运行宗旨，拥有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学校作出的许多决定是强制性的，有确定力和执行力。因此学者们呼吁，为了保证学校的功能和职权得到很好的实现和执行，能给公务法人相对人的学生相应的司法救济权，应尽快确立学校的公务法人地位。
　　其二，学者们认为，对于这一体系中的特殊权力的实现，应当区成为重要性事务和非重要性事务。凡涉及到学生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重要事务，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凡学校从事的普通内部管理事务是非重要性事务，学生不能提起诉讼，法院也不应予以支持。这种设计也是可以的，但它取决于我国法律体制，成文法本身存在着立法困难，这种观点的立法也必然导致法律条文的细繁，可行性较差。另外，被很多学者忽视的情形是，学生与学校之间对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争议非常少，而恰恰被这些学者们称之为“非重要性事务”的争议却几乎每天都可能在发生，这种现实与学术观点形成严重背离的事实，令这些学者们非常尴尬。同时由于学校必竟不是行政机关，虽然学者们认为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性质，但它仍不能成为行政具体行为，也不是替代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行为，因此不论学校的行使了何种行为，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某些人民法院受理了学生提起的行政诉讼个案，从程序法适用上讲是不符合现行行政诉讼法的。

　　四、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不论前面所述的几种学术观点有何种理论根据，有何正确性与合理性，能够在实际中操作，能够实现司法救济是唯一衡量标准，即能够启动司法审判程序才是最重要的、最实际的，也就最需要重视与关注的要素。
　　确定民事法律关系
　　在学生安全方面，我们观察到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有如下“
　　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
　　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校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
　　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
的规定[4]，学校对学生负有的责任教育、管理、保护和告知责任。而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民事过错责任。
　　如前所述，《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法律适用拘束力方面存在着瑕疵，它未必就不能启动司法审判程序，对于这点可以通过观察劳动争议解决的司法程序启动来思考。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发生劳动争议，首先要向仲裁机构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这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方可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民事诉讼。《劳动法》与《教育法》一样同属于行政法范畴的基本法，不同的是《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与诉讼。而实行了近两年的国家事业单位人事争议纠纷处理，在没有基本法的情形下，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5]，采用了依照劳动争议申诉仲裁与诉讼的模式，来启动民事诉讼司法程序。由此可见，除法律有规定的客观因素外，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的解决，是由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或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人事关系申诉，经过“特殊仲裁”前置程序后，作为对“特殊仲裁”司法救济手段而转入了民事法律关系，进而启动了民事诉讼程序。而这此两类争议的解决方式，在表象与实质上并非一定反映当事人之间原本存在着的民事法律关系。

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全面监督的实践与思考

行政执法不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也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构成了行政执法行为的基本范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所推行的行政执法责任制，仅是对行政执法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并未纳入其中。因此，我们认为，贯彻《若干意见》要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以下简称《纲要》）有机的结合起来，坚持监督具体行政行为与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并重，以实现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全面规范和监督，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全面、正确的实施，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行为规范、文明公正、监督有效。
一、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实践
为了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做到依法行政，近年来，我市认真研究探索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全面监督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扎实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具体行政行为。
1、不断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对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保证人民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市紧紧围绕依法治国的方针，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抓住“依法行政”这一核心内容，认真贯彻落实《纲要》、《若干意见》，把建立和深化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依法行政的主要“抓手”，在全市大力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3年9月，我市召开全市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总结了第一轮（1997年开始）行政执法责任制开展情况，部署了今后五年我市依法行政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任务，市长与重新确定的46个行政执法责任制责任单位签订《行政执法责任书》。2004年，《行政许可法》和《纲要》颁布实施，我市各级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和学习活动，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清理许可主体、许可事项，按照《纲要》依法界定执法责任、规范执法程序、明确责任追究。2005年、2006年，我市按照《若干意见》的要求和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组织对各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依据进行梳理，并做好行政执法职权的分解、行政执法责任的确定和行政执法责任制配套制度完善的工作。
2、细化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公正合理的程序不仅是实体正确的重要保障，而且有利于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只有《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处罚和许可所要经过的程序，而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具体程序法律规定的较少，有的甚至还没有给予明确规定，大多原则性强而操作性较差。《若干意见》下发后，我市在原来已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工作的基础上，本着保障相对人权益、执法为民便民、规范行政行为的要求，统一要求各级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在梳理执法依据、分解执法职权、确定执法责任的同时，对每一个执法行为都要制定具体的执法工作程序。各行政执法部门按照要求，根据本部门行政执法特点和具体执法要求，对法定的执法程序制定了相应的细则，采用流程图（表）与文字说明相结合的方式，细化完善每一执法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措施，使每一项程序都有严格的标准、具体的操作方式，其中包括文明执法、执法内容、执法依据、执法标准、执法时效、执法纪律及行为相对人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投诉渠道，对执法行为的程序评价制约及其回执、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直至处理等等。同时，各个岗位的执法程序做到了有机衔接。对于有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部门，在法定的自由裁量幅度内，制定了系统内部自由裁量操作规定，明确条件、标准和有关程序。通过细化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使执法环节清晰、执法形式正确、执法时限明确、岗位衔接密切，执法活动流畅，有效地遏制了行政权力寻租现象的滋生。
3、加强行政执法制度建设。为了切实保障和促进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我市高度重视与依法行政相配套的制度建设。近几年来，市政府先后出台了《杭州市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暂行规定》、《杭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暂行规定》、《杭州市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杭州市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规定》、《杭州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规定》、《杭州市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办法》、《杭州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杭州市行政审批责任及其追究办法》、《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杭州市实施行政许可工作制度》、《杭州市网上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为实时监督办法（试行）》等政府规章、制度，形成了较为严密地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制度体系。各行政执法单位内部也狠抓建章立制工作，加强自我监督，不断规范执法行为，确保行政执法的合法、及时、公正、有效。按照《纲要》和《若干意见》的要求，原来我市的《杭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暂行规定》、《杭州市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办法》已不适应目前依法行政工作形势的需要，市政府已将这两件政府规章的修订列入了2006年度政府立法项目计划，修订后的《杭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将于近期出台施行。
4、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严格组织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是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有效措施。自1997年以来，我市每年坚持对行政执法责任制单位进行评议考核。评议考核采取检查为主、汇报为辅、召开座谈会、素质测试、统一标准、量化打分的方式进行。为了确保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落实能够与时俱进，我市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对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结合加入世贸组织和新的法律法规的实施的实际，针对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每年都要修订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的标准，坚持做到每年的评议考核都能紧跟依法行政的形势的需要，能够跟上我市中心工作实际的需要，有效促进了行政执法单位行政执法水平逐年提高。由于，及时修订评议考核标准，行政执法责任制逐年都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的内容和新办法，使行政执法责任制更具有发展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其作为依法行政主要“抓手”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同时，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坚持“注重实效”的原则，做到“四个结合”：一是把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执法检查相结合。把实施责任制的情况作为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综合评分考评，推动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有效落实。二是把行政执法责任制同行政执法部门效能建设相结合。通过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增强依法行政的责任感，提高了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行政执法效率。三是把行政执法责任制同行政执法公开相结合起来。实行行政执法公开是增强行政执法透明度的重要措施。各行政执法部门积极地把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各项具体内容落实到公开的内容之中，建立起投诉电话、投诉信箱、网上投诉，自觉加强自我约束监督和接受群众、舆论的监督。四是把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政府目标管理考核相结合。市政府目标考核把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一项目标纳入考核，将行政执法责任制任务有无完成，有无责任案件的发生，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同单位政绩、奖惩等挂起钩来，有效地促进了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到实处。几年来，通过严格开展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评议考核制，行政执法行为逐步规范，违法行政行为明显减少。
为了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行为的全面监督，2006年我市在对依法行政工作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严密部署的同时，成立了杭州市依法行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评议考核小组，出台了杭州市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办法，与其配套制定了具体的评分细则，将行政执法责任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遵守行政执法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内容列入了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其考核结果在政府工作目标、机关效能建设、满意不满意单位综合评价中得到应用。
（二）实行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规范抽象行政行为。
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法规、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方式，对于政府推动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秩序、服务社会起着重要作用。从源头上保证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有效，将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和制定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势在必行。我市2003年10月1日施行的《杭州市政府规章制定办法》中对政府工作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法律审查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市政府专门下发了《杭州市部门规范性文件审查办法》文件，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作出了有关规定，我们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1、充分发扬科学性和民主性。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对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并对规范性文件所要解决的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或者拟规定的主要措施等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并对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制定预防和补救措施，切实防止制定规范性文件的随意性。拟定的规范性文件与行政相对人切身利益密切和对本地区、本行业建设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必须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管理相对人或者专家的意见。对于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起草部门应当认真研究。不予采纳的，应当作出充分说明。建立健全集体讨论制度。即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凡是出台的规范文件必须经过制定部门、审查部门集体讨论决定。通过把握好调查研究、征求意见、集体讨论“三个环节”，彰显出政府在保证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同时，追求行政合理性和民主性的意识，体现出现代公共管理型政府的正当行政。
2、充分发挥部门法制工作机构的作用。制定规范性文件，起草部门的法制机构应当就该规范性文件是否进行过科学论证和公开征求意见；有否超越本机关法定的职权范围；是否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相协调、衔接；有否对重大分歧意见进行协调等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符合规定的，按有关公文办理的规定，报请行政机关审批决定；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可以修改，也可以退回起草部门，或者要求起草部门修改、补充材料后再报请审核。未经起草部门的法制机构审核的，一律不得发布。充分发挥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在制定规范性文件中的作用，可以最低限度地保证规范性文件的合法、合理。
3、变备案审查为前置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前置审查是对现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同级政府法制部门的提前介入审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畅通，防止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部门之间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违法或变相违法现象的产生。与事后备案审查相比，前置审查可以在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纠正，从而避免违法或不当的规范性文件一旦实施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前置审查，前置纠错，实际上是对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限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认为是符合“十六”大提出的“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的大方向的；从实践上来看，前置审查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中存在的“有件不备、有备不审、有错难纠”现象；从政府法制部门的工作来看，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的主要内容，与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基本一样，即主要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否合法；是否超越法定职权；是否依规定进行论证和公开征求意见；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是否进行了法律审核；文件的文字技术有无重大错误或者有无重大缺陷以妨碍对文件的准确理解等等，但却能使各级政府法制部门的监督工作变得更加主动，更有力度，也更易于被各部门所接受和理解。
4、统一规范性文件发布形式。规范规范性文件，必须统一规范性文件发布形式。对审查合格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统一在《杭州政报》上发布，作为该规范性文件的正式文本。规范性文件在《杭州政报》上发布后，市政府工作部门还可以以其他方式公布该规范性文件。凡未经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查和在《杭州政报》上发布，由市政府工作部门自行印发的规范性文件一律无效，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统一规范性文件发布形式，体现了行政行为公开、透明的原则。
自实行部门规范性文件“前置”法律审查以来，凡是发现报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一律不予通过发回修改，对私自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执法部门，市政府发出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责令其撤消该文件，并在年终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时作扣分处理。2003年10月以来，共审查规范性文件251件，纠正不当文件12件，没有发生一起因规范性文件制定在主体、依据、程序等方面存在问题而受到相对人质疑的现象。通过加大规范性文件法律审查的力度，及时纠正违法和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既保证政令的统一，又防止一些部门通过规范性文件随意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或擅自对行政相对人设定和增加义务、扩大责任，同时有效地避免行政机关因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而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的被动局面。
二、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思考
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执法的集中要求可以表述为行政执法必须依据法律，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必须依据法律作出。自《纲要》颁布实施以来，行政行为的规范取得了较大进展，依法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行政执法也存在着一些与依法行政基本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机关争管辖、争处罚、越权处罚、重复处罚和扯皮漏罚的现象时有发生；对行政相对人随意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多级检查的现象随处可见；越权执法和行政执法不作为的现象依然存在；受经济利益所驱动而以行政执法权力为本部门、本单位甚至个人谋利益的现象屡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等等。在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执法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存在着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和规范事项上存在着“三乱”现象；违法设定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处罚；违法授权或委托行政管理、随意规定部门职责或擅自扩大部门职权；不合理地设定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和干预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经营权；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损害法律的尊严、严重败坏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规范性文件是政府意志的体现，事关国计民生、人民福祉。行政执法部门发出的规范性行政文件具有行政约束力的，一旦规范性文件本身违法，必然导致具体行政行为的大面积违法。一些部门之所以肆无忌惮地违法行政，往往以规范性文件为后盾。规范性文件违法现象不革除，依法行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维护群众利益更无从谈起。因此，我们认为，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具体行政行为规范监督的同时，还要按照《纲要》关于“提高制度建设”的有关要求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抽象行政行为的规范监督，而且“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行政执法部门做到依法行政，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一）强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反复适用，并且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涉及范围广，作用时间长。如果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要比一、两个具体行政行为大得多。在依法行政的条件下，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是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前提。因此，保证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实际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基础。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政行为不得提起行政诉讼，从而把法院排除在对抽象行政行为法律监督的主体之外，这一任务主要靠政府自行监督来完成。为了保证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有必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事前报送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前置”审查制度。重点审查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有无超越权限;规范性文件的目的、精神和内容有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较高效力的法律规范的规定;规范性文件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是否存在交叉和冲突等。如果发现有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及时向制定部门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由制定机关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应当向本级政府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建议，由本级政府决定予以撤销，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二）强化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具体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申，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或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针对特定的人和事，实施有关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征收、登记备案、其他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和依法拥有行政执法权的其他组织最经常、最大量的活动，就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按照《纲要》“强化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和《若干意见》强化执法责任的要求，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同样十分重要。
（三）建立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制度，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全面监督。
任何一个现代化管理制度，考核工作这一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公平、公正、公开的的考核制度，奖惩就失去了依据，激励竞争机制就失去了依托，监督制约就落不到实处，依法行政就会流于形式。实践中通过考核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比开会要求和发文件部署要“管用”。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作为监督行政行为的一项制度，《纲要》给予了明确规定，评议考核的主要内容（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行政执法职权和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包括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规定，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执法权限，适用执法依据是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行政执法决定的内容是否合法、适当，行政执法决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结果，案卷质量情况等）《若干意见》作了具体规范，评议考核的重点是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机构和岗位行政执法人员。但是，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机构和岗位行政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执法部门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要求是密不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行政执法部门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作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考核《若干意见》内容要求中并未涉及，《纲要》只是要求建立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因此，我们认为，对行政执法部门仅仅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度是不够的，有必要上升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建立起依法行政考核制度，强化对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行为的全面监督。根据《若干意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与对行政执法部门的目标考核、岗位责任制考核等结合起来，避免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重复评议考核”的要求，将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列入依法行政考核，考核分值在政府工作目标考核中占有适当比重。依法行政考评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大力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依法行政考核，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推进全市依法行政进程；二是促进各行政执法部门自觉严格规范本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确保依法行政的要求落到实处。(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卞军民)